正視科學研究的操守

專題報導 02/01/2012


英國科學界最近集會,探討科學研究的不端行為,科學界面對此一問題,難免諱莫如深,但其卻關係到科學的社會信心和責任。

科學領域的許多人員,不願意談論科學研究不當行為的問題,更別提對這些問題採取行動。畢竟,誰又會從直接參與這樣一個激烈打擊行動裡,獲得益處?當然不會是不當行為發生所在的機構, 他們名義上需要負責,但是他們若公佈作弊的學者,可能會面臨法律的影響、難堪的頭條新聞和公共關係的災難。相較起來,用含糊的旁證將犯者從側門逐出,並要他們信守沉默,可以有效地把問題轉移、推給其他人。

因此,由《英國醫學期刊》和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一月中在倫敦舉辦一場關於這個主題的會議,或許可稱得上是一種進步。這場會議匯集了來自大學、資助單位、期刊和遊說團體的代表,討論在英國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會議並沒有太多新進展,但這些組織者的嘗試,至少值得給予一些掌聲。

「嚇阻違規行為需要強有力的行動和懲罰。」

很大一部分的問題是,從事違規行為感受不到有什麼相關的風險。有些詐欺的研究人員可能是反社會者,他們根本不在乎規定;其他許多人則只是認為,他們可以預期一個研究計畫的成果,而且看不出來為了節省時間,炮製出需要的實驗結果,或者調整結果來顯現更強的訊息有什麼不對。無論是哪種情況,都需要更有力的行動和處罰來嚇阻這種行為不端。(同時,對於考慮吹哨舉發的同儕來講,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巨大;看看像心臟病學家溫赫斯特(Peter Wilmshurst)的苦境,他因為提出質疑,最終需面對英國可笑的毀謗法的重擊。)

像《自然》雜誌一樣的出版期刊能否做得更多,來防止作弊?不幸的是,我們往往沒有立足之地,來舉發甚至證明不當行為,也不能強調出這些惡棍在他們職業生涯中如此不端行圍為的風險。是的,期刊的首要工作是清整文獻,但是論文因為涉及行為不當而撤回,毀謗法(再次出現)經常會阻止編輯表態。我們知道這樣會使得受到影響的社群感到挫折、身陷黑暗。我們也同樣的感到沮喪。

因此,若期刊無法推動更高的道德行事,大學往往也不願意這樣做,資助機構是否該帶頭行動?畢竟,如果確有不當行為,便是在浪費他們的錢。

在美國的資助機構,有時的確會進行不當行為的調查。由國家衛生研究院和其他一些政府機構資助的研究,都在研究誠信辦公室的管轄下,它擁有權力禁止研究人員在未來接受資助。然而,如同密西根醫療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倫理計畫主持人斯丹尼克(Nicholas Steneck),在倫敦會議上所說的,這種程序可能錯失掉大多數的重大不當行為。而且研究誠信辦公室不能主動發起調查,機構必須自己先進行調查。

在英國,看似有點意願,推出一個可總括一切,像研究誠信辦公室的管理者。無疑地,現有隸屬於英國研究誠信辦公室之下的獨立諮詢小組,很明確不想擔任這樣的角色。英國的資助委員會與國內大學合作,已經選擇編寫一份「協約」,詳細列出好的範例,預期研究機構會願意簽署。這個行動值得稱讚,但不可能嚇跑作偽和假造者。

那麼,未來英國要如何突顯行為不當的個案,並且阻止它? 最終,可能需要來自高層的激勵,而且政府可以透過委外,匿名調查英國研究人員看到過以及犯下的不當行為,來作為開頭。官方的稽核會提供一個強大的平台,其他的也就可以建立起來,也許是國會對於英國科學受到不當行為損害的質詢,以及一份相關報告,並且評估解決問題的選項以及所需的投資。資助機構和大學可以共同努力,建立一致的定義,例如怎樣算是不當行為,以及要如何給予懲罰。而如果誹謗法繼續改良,期刊和其他科學家就更加能夠強調不當行為,並且糾舉不法之徒。

聽起來野心很大?如果容易解決,就不會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但問題的確存在,所以我們必須正視它。
(此文為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自然》雜誌社論)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一一二期】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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