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何在

意見評論 06/01/2011

五月底在立法院裏舉行了一場公聽會,公聽會的主題是大學評鑑中論文發表與所謂SCI,SSCI等一些指標的爭議問題。這些問題近年在大學校園中,已不是新鮮事務,特別近年來大學評鑑認真將事,五年五百億結果造成幾家歡樂幾家愁之後,這些評鑑指標更引起爭端,去年底則有人文社會學者領銜的連署行動,反對這種窄化的學術評鑑指標。

對於大學評鑑以及評鑑相關的所謂SCI,SSCI, 五年五百億以及研究獎助等問題,我們一再的有過評論,也用許多實際事例指出,當前這許多規範森嚴的標準作業,事實上造成了亮眼數字的學術表象,以及實質學術生態劣化的後果。

熟悉台灣學術研究生態的人也知道,台灣近三、四十年學術研究的發展,一路是由一個條件窳陋,經費拮据起步,漸次發展起來。早期一些研究被批評聊備一格,一些研究人員的尸位素餐,故有一些是台灣本身條件所致,也與那時台灣與國際學術彼此交流和熟悉程度有關。其實近年許多學術界沾沾自喜的所謂與國際接軌,有許多也是因於台灣對於國際學術規範的熟悉,以及在交流中知識和經濟條件的相互為用促成。

我們要再次提出幾個例子,說明當前蓬勃的國際交流,甚至亮麗數字的國際發表,未必就是一個國家學術文化發展最能札根的要素。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六年中日戰爭期間的西南聯大,正是一個在既無經費又無國際化環境,以短短八年時間,給中國近代學術各個領域,培養最多頂尖人才的典範例子。另外就是台灣的蛇毒研究,蛇毒研究源於我們地區環境的特殊性,此一傳統起自日據時代,後來繼續發展,一脈相承,自成傳統,雖說不是學術顯學,但在世界學術領域中卻成就了有影響力的地位。現今的研究環境當然已大不相同,但當年例子的啟示意義還是存在的。

近代學術的迷於論文發表,與科學研究相關,學術研究受國家體制支持發展,亦是關鍵因素。但是近年裡,如果以我們一心嚮往並懸為標的的美國來看,已有許多反省批評之聲。最顯著的一個例子,便是因科學研究傑出成就獲得諾貝爾獎,目前是歐巴馬政府能源部長朱棣文所說的,「我們要的是解決問題,容我大膽的說,我們不需要科學論文。」

在《知識通訊評論》這期中,我們選刊了《自然》雜誌的一篇社論,談論的正是科學研究的公共價值問題。社論提出認定祇要有知識產生便是好的想法,必須修正,研究工作者認定「只為追求知識」或「貢獻經濟成長」的研究正當性思維,也已有不足,他們提出科學研究公共價值的重要性,指出過去二十年受益公共投資超過三百億美元的美國氣候計畫,在提供公共價值方面是失敗的。他們認為要達成科學研究的公共價值,必須擴大公共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這不但避免了科學研究者本身利益的過度主宰,也符合了研究者獲取公共資源社會責任的要求。
台灣有一個長期過於依賴西方學術體系的歷史因素,因此除面對同樣的問題,更應該有一個文化根源問題的思考。在台灣學界當前的評鑑標準的辯論之中,多見尖銳對立,彼此嗤之以鼻的輕藐,沒有對話的基礎,造就其現象的原因無他,正是長時以西方學術作唯一標準,造成本身沒有建立標準,自然彼此不願溝通,也不需要溝通,也就無法形成具備自成傳統的札根學術。

稍早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提前退休,表示對五年五百億帶來學術劣質發展的痛心與抗議,更早的連署行動和最近的公聽會,都是台灣學術界對於每年投入數百億公共資源學術研究反省的冰山一角,不宜等閒視之。

或許,這無可避免會是一個冗長的,甚至是一個沒有標準解答的爭論過程,但是專技社群的擴大社會溝通,不但可以正視社會需要,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也可以使社會大眾深刻了解,專技知識的能力和盲點。這樣一個過程,不但可以使目前備受批評,甚至衍生惡質衰敗結果的研究機制,導向一個更寬闊的境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可以在我們空虛失根的文化氛圍中,漸漸紮下一點有根有本的基礎。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一○四期】20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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