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科學模式的教訓

學術文化 01/01/2011

新加坡前些年大手筆投入科學研究,短期間吸引全球許多科學家的投入,不過在科學知識和經濟回收的平衡之間,依然面臨政策運作的困難,一些科學家的離去,也顯現出這種模式的困境。

著名的夫妻檔癌症基因學專家科普蘭( Neal Copeland)和詹金斯(Nancy Jenkins),二○○六年離開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來到新加坡分子與细胞生物研究院,和其他許多菁英一起加入這個城市國家所精心打造的研究環境。充裕的研究獎助經費、優渥的薪資再加上令人稱羨的工作條件,此地在過去十年間,吸引了全球各地優秀研究人員進駐,也讓新加坡登上國際舞台,例如新加坡基因组研究就自詡是全球最重要基礎基因研究機構之一。

儘管新加坡以集權統治著稱,但當地政府對於研究投資的管制卻相對寬鬆,因為他們明瞭,研究人員最渴望的是能在充分自由的環境下從事研究,所以當局必須放寬管制,才能吸引最優秀人才。這對科學家而言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新加坡將自身的發展定位,是要進行生物醫學相關領域尖端研究的基礎建設,它吸引了許多年輕研究者及博士後研究生前來,不只因為有大筆研究經費,更因為研究聲譽卓著,再加上菁英聚集的熱鬧氛圍,使新加坡成為追求未來發展的最佳處所。

在局外人看來,新加坡營造出的研究天堂美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不禁懷疑這是否只是假象。

在局外人看來,新加坡營造出的研究天堂美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不禁懷疑這是否只是假象。財務壓力是全球研究界普遍面臨問題,投資報酬率為決策制定者首要追求目標,新加坡也不例外。雖然過去這一年來,當局將緊縮研究預算的傳言不斷,但二○一○年九月政府宣布將近三分之一的總研究經費預算,改列為更具市場競爭力的「產業聯盟基金」項下,仍然造成一片譁然。此後要取得「產業聯盟基金」的資助,取決於研究人員是否有能力提出能供產業運用的研究計畫。這項措施影響及於所有研究領域,但高層認為生物醫學界投入的努力不夠,所以針對其申請條件特別嚴格要求。

各界無須對新加坡科學家寄予同情。只要他們能繼續提出符合產業運用條件的研究計畫,就仍可以像以前一樣享有優渥待遇。為申請研究獎助而須撰寫計畫,是全世界這個行業的基本功,真正問題不在新加坡政府改變了獎助優先對象,而在於當局如何配合改變執行相關措施。

獎助政策改弦更張後,為了配合二○一○年十一月研究計畫徵求時限,新加坡更的科學家攪盡腦汁撰寫以產業應用為導向的研究計畫,因為有連結業界合約,才有加分效果。但全球製藥業正逢景況不佳,要與業界達成合作協定,談何容易,所以許多研究計畫遞件時不得不附註「產業合作對象未定」。新加坡科學家擔心,必須於短短數周或數月和業界談成合作協定的窘迫時間限制下,他們將被迫接受不利的合約條件。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的一名研究員指出,此項政府政策的目的,是要在一夜之間將該局轉型為「委託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對於政府未能清楚說明如何針對蜂湧而至的研究申請案進行審查,也感到憂心。過去新加坡曾採用外部審查委員會負責機構稽查,但審查個別研究獎助申請案完全不同,要做得好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新加坡會不會變成由一小撮官僚及特定幾位科學家主宰申請者的命運?由於前途未卜,政府又遲不說明相關政策如何執行,在感到失望之餘,科普蘭和詹金斯已經決定離開新加坡,其他許多科學家也開始另謀他職。

為今之計,新加坡政府應盡速採取行動,對外界說明研究獎助金申請計畫的審查流程,並放寬產業應用限制條件,短期間將有利於減輕科學家的壓力。但要解決根本問題,政府應該在未來幾年,將研究經費分配變革分階段來施行,不要一次到位,以減緩衝擊。

新加坡過去藉由大規模、甚至是過多的資金達成快速轉型,其將科學目標拉近配合經濟現實的調整作法,可以理解,但政策改變過於躁進、又欠缺完善規劃,恐將全盤毀壞之前建立起來的亮麗形象與名聲。

(本文為二○一○年十二月九日《自然》雜誌社論。)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九期】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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