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文化自主的創造力

意見評論 12/01/2010

就一種意義來看,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降的一百多年,我人文化是處於一個不正常的時期。在這之前,我人文化自成格局,基本上受外來影響較少,鴉片戰爭是外力打開了過去的閉關自守,外力之源,正是近代科學發及其擴展。

文化的交流與影響是自然現象,人類歷史裡不絕如縷的文化自然交流融合,常是相互裨益的美事,然而發軔三百多年的近代科學與興起,雖是新生事物,但因實徵致用效力強大,影響大異於昔,歐洲列強的非洲殖民主義,後遺症至今未去,回教文化世界中所自道的「阿拉伯的失敗」,也還在中東、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上演,對於我人文化的衝擊,亦是前所未有。

當然在這一百七十年的歷史演變之前,有一個更長的佈局時期,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西元一六○八年)大學士徐光啟和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的翻譯《幾何原本》,雖說比牛頓出版《自然宇宙的數學原理》早了七十年,但是一直到兩百多年後的十九世紀,大清帝國並未領會近代科學帶來的強大威力,甲午一敗,屈辱紛至沓來,到清朝覆亡,民國肇立,整個文化思想幡然丕變,一言以蔽之,是西學思潮的席捲掩至,到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及於高潮。

九十年來,吾人整個文化在這樣一個氛圍中發展,面對生存的挑戰,調適不可謂不速,成效亦不可謂不彰,然而卻有許多現象,顯現出一種文化的失措,造成民族心理上的某種傷痕。

傷痕之一是對自身文化的輕視乃至沒有信心,這又愈以深受西學訓練,本身對傳統文化認識不深的知識學術人士,愈是顯著,造成一種由近代西方文化標準,衡度自身發展的不滿意,甚至極端悲觀嫌惡,而至全盤否定的心理。

在許多社會現象中,我們清楚看到諸多反映這種心理的作為,許多為文議論,可以毫不猶疑的援引一個現代西方標準,全不理會文化和社會差異問題,這種思想上的全面臣服,在一個國際化的大旗子下,顯現一種理所當然的心理,認為不如此就會是閉門造車,自是其是的野狐禪。

對自身文化的批判和不滿,以他山之石為鑑,是很自然之事,各個文化也都有引進其他文化的經驗和需要,不過這其中的一個關鍵分別,在於引進外來文化主要是為能增加我人文化的創造力,不是喪失主體價值的東施效顰。

今日以科學為標竿的近代紀元價值,不但已造成我人的一個文化危機,更沒有省思西方神本文化與我人人本文化之根本不同,以及因而造成對宇宙生命價值觀的基本差異,尤其沒有認識到近時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雖說與資本主義市場中過度的經濟和消費擴張有關,但是科學立竿見影的因果思維,也咎在其中。

我們特別擔心的,是由國家機器支持的學術文化體系,有一個機制,變本加厲的在加促其走向一個單一的價值和標準,那就是近期已成學術全民運動,並以「胡蘿蔔和棍棒」獎懲兩面手段,來促成其速效的學術評鑑制度,尤其評鑑制度用的又是一個十分單一窄化的標準,這已經造成我們多次提出的學術生態環境丕變,師生與同儕關係劣化,和學術風氣和價值的負面影響。

我們不要提這個制度是不是在其發源的國度裡受到了批判,也不重視聯合國最近發表報告裡對於全球持續擴張科學研究實質貢獻的憂慮,我們關心的是吾人學術知識體系的文化自主創造力。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創造力是關鍵的力量,常造成社會的興衰,這未必只是經濟數字的成長,更是一種社會和諧發展和福祇的完成。在台灣,我們已目睹由雲門舞集到新編京劇甚至書法藝術,所展現的一種出自文化自主、驚豔國內外的創造力,在這個對我人文化,以及對台灣面對未來走向的關鍵歷史時刻,以國家資源支持的學術文化,沒有缺席的權利。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八期】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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