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矯正

專題報導 12/01/2010

近年來遭撤回論文的數目有上升趨勢,但是這種情況並非都是負面的,整個社群緊警覺意識的提高,也是其中原因。

對研究人員而言,很少有經驗比不得不撤回研究論文更痛苦。有些論文被其他科學家發現,其研究結果不能重現,或是只是忽略之,而「死」得無聲無息。然而,如同近年來幾次事件中所強調的,最痛苦的啟示,是發現一份論文不僅是錯誤的,而且還是欺詐或捏造的研究成果,這本身就需要幾個月或幾年的調查。

一旦研究的成果看起來十分耀眼,如果這樣的研究是欺詐,造成的損害就會更加的廣泛,就如同奧地利物理學家許恩(Jan Hendrick Schön)和韓國的幹細胞生物學家黃禹錫兩案的現象。但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需要撤回論文,相關各方(包括期刊)都得及時面對。

今年《自然》刊登了四件論文撤回案,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二○○九年我們刊登了一件。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每年平均約有兩份撤回的論文;而一九九○年代,每年約有一件,但不包括許恩共同撰稿之論文的撤稿潮。

有鑑於《自然》每年刊登約八百篇論文,如此總數倒也不特別令人擔憂,特別是因為只有部分撤回是因為證實有不當的行為。近年來,一些《自然》體系的期刊也不得不撤回論文,但合併後的數據也頂多只暗示是有一種趨勢。更廣泛的調查指出,論文撤回的比例甚至更小:二○○九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委託湯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進行的調查顯示,二○○八年發表的一百四十萬篇論文中,有九十五篇後來被撤回。但是,同一件調查顯示,自一九九○年以來(在此期間論文發表的數量增加一倍),論文撤回比例則增加了十倍(見 http://go.nature.com/vphd17)。

那麼,為什麼有如此的增加?期刊和科學社群對不當行為有更多的認識,對不當操弄影像的製造及檢測能力的增強,以及期刊更願意刊出論文撤回通告,都與此一上升有些關係。也可以合理推測,這與資深研究人員愈來愈難掌握他們實驗室的運作細節有關。此因素受到關注,不只是因為極少數不當行為案例,也因為有未被抓出的草率與錯誤的風險。對於任何擁有超過十名研究人員的實驗室,如果領導人想保證資淺成員的研究品質,都可能需要採取特別措施。

當高度競爭的社群正在迅速吸收新技術時,對品質保證的需要和困難,也同時劇增。過去的事件顯示,科學家合作的風險,特別在是相距遙遠的合作中,科學家可能無法檢查其他實驗室的數據;但身為共同作者,他們最終還是得為此負責。
如果有原始論文作者以外的人提醒我們(《自然》的編審群),論文中的結果可能不實,我們就會進行調查。即使對匿名的指控,我們也會這麼作;一些重大的論文撤回案,源自於匿名舉報。然而,我們深知這些指控,可能對論文的共同作者造成巨大的損害,特別是如果這些指控本身是錯誤的。最近的一個案例就是如此:一個自稱「幹細胞監督」的團體以電子郵件廣泛通報了一份指控,對此我們要表示譴責。

在我們的這裡,我們對這類關注很敏感,並會牢記需要保護作者的利益,直到對廣大社群的責任明確地讓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此時,我們將立即發布論文撤回通告,並將其明顯地聯接至原來的論文。如果原始論文是對媒體宣傳的焦點論文,我們也會將撤回通告列入我們的新聞稿。

說到頭,還是得歸結到研究人員,也就是受研究不實行為影響最嚴重者,在追尋他們關注的議題時,保持敏銳和勤奮,並在必要時,要及時更正文獻。很多時候,這種自覺的行為沒有得到它應得的獎勵。
(本文原為二○一○年十一月四日《自然》雜誌社論)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八期】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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