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為評鑑丟了文化生機

意見評論 11/01/2009

近半年多來,我們曾經就大學評鑑、學術文化價值以及一些台灣特有的學術現象和心態,作了密集的評論,也引起一些關注。我們評論的動機,不只是暴露問題,也希望引起討論,尋求改善。

到目前為止,雖然並沒有引來公開的議論,卻有許多私下的迴響;負責學術評鑑機構提出說明,強調目前評鑑工作的如何力求合理客觀,以及如何保持最大彈性以避免偏失。學術中人雖多有反對大學評鑑的形式掛帥,徒勞無益,但也有學術界資望之士,表達出不作如此評鑑,又如何衡評學術表現的憂心。

這段期間,有國科會公布了培育諾貝爾獎得主的「學術登頂計畫」入選名單,有今年諾貝爾物理獎高錕院士的獲獎,再就是台大進入全球大學百大排名的「喜訊」,在在都與我們關心之大學評鑑,學術文化價值以及我們學術界現象和心態,息息相關。

我們不用重述學術評鑑是「新生」事務,或「西生」事務,也深知得到近代國家機器支持的學術研究,面對著納稅人之社會責任,或有不得不交出一個成績壓力的事實。但是我們也要再問一次,到底國家社會資源支持學術,所為為何?

這或許不是一個容易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但是由歷史發展的經驗裏,卻可以得到許多教訓,知道目前的這些作為,是不會成就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文化創造,更遑論塑成典範人物,給社會帶來深遠影響。

在我們幾次評論中也指出,當前的大學評鑑,除了形式作風,造成系所風氣丕變之外,還影響老師的不以教學和學生為優先關注,甚或有些將之以表面文章呈現,在在給學生的為人處世,帶來錯誤示範。光看這些,則無論評鑑或如何有嚴整學術紀律,提升研究成績之效,也是得不償失了。

學術評鑑並不是獨立存在,它一隻腳站在論文引用標準之上,並沾沾自喜於國際的標準,另一隻腳則邁向學術位階的攀援之途,由聘任升等到傑出研究和學術登頂,最後則是得到諾貝爾獎的目標。這種制式的思維,在日益膨脹的經費以及日益嚴峻評鑑規範的「胡蘿蔔和棒子」機制之中,日盛一日的成為一個學術的常態。

當然此種學術生態非我們獨有,這是國家支持學術研究造出的普遍現象,也因此受到各種的批評,譬如本期《知識通訊評論》談論美國經濟刺激方案對科學研究投資的專文,便有批評認為,美國接受大量科研投資的研究者,並沒有要給社會帶來助益的責任意識,另外對突然的增加大筆研究經費,會造成研究體系和研究項目突然快增的危險,也提出警告。

我們對於學術研究,特別是科學研究的支持經費,十多年前同樣曾有過突然快速的增加,引起當時科學顧問的警告,造出過一些問題。最近則是五年五百億的計畫,也引起許多爭論。但是當然毫無疑問的,這個計畫卻也帶來了更多的研究項目,更多的國際合作,和更多的論文產出。誰說是一個沒有用的投資?

於是我們又回到原來的那個問題,到底社會資源支持學術研究所為為何?當前學術知識活動的得到社會支持,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二戰結果造成國家對科學研究的大力支持,後來也兼及了社會和人文的研究
,而這些研究自然也有裨益社會之效。但是就算是始作俑者的美國,也漸有愈來愈多的批評,質疑這些研究無限擴張的正當性。

雖然近代學術文化,多有西方的傳統和影響,但如何在我們自身文化中產生真正深刻影響,是近代發展學術一再被討論的問題。前不久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提出,希望往後我們的研究能不再套用西方理論的看法,是對學術文化的再一次反省,啟人深思。說到頭,學術文化發展或有無可如何的現實困境,但也應留心,切莫為了熱烈其事的學術評鑑和大學排名,丟失了更為要緊的文化創造生機。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八十五期】200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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