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隊,還是監督者?

專題報導 08/01/2009


科學新聞報導處境危殆,科學家能幫上一把?

除了能看出研究者工作成果的新聞價值所需的敏銳智識,以及把他(她)的名字寫對的能力以外,研究者還應該期待記者擁有什麼條件?

對某些科學家來說,答案可能是「沒啥好期待的」。許多科學家似乎以為,科學新聞報導是一種公關服務,單純是為了將新的科學發現解釋給社會大眾而存在。他們可能十分樂於閱讀報導的內容,並且對於作者將科學發現的興奮之情傳遞出去的能力,給予肯定,但他們主要還是只會以一篇文章的科學精確度,來評斷文章的好壞。

就這點而言,有些科學家將科學新聞報導視為盟友,認為對於形塑社會大眾對核武擴散、幹細胞、或基因改造作物等科學相關議題的理解,這些報導有其助益;無獨有偶地,這些報導對於擁護研究事業蓬勃發展,讓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都了解其重要性,也同樣有其作用。

少部分的科學家則超越了自身利益,指出新聞報導更深層的價值,那就是對公眾領域內的一切事務,都施予公正而持疑的觀點,科學當然包括在內。當新聞報導質疑嘩眾取寵的統計數據,或是關於演化過程不確定性的可疑主張時,研究者很樂於給予像這樣的詳實審視掌聲鼓勵;但是如果這些批判的報導,是針對著隨便行事的動物研究,誇大宣稱的氣候變遷主張,或是事關科學家的利益衝突,要鼓掌叫好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然而對於研究事業整體而言,這類檢視卻有其裨益;若要讓社會能信任科學,就必須見到科學經過再三的反芻檢視,而記者在這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幸的是,此當前整個新聞界的未來黯淡未明。在七月初於倫敦舉辦,《自然》雜誌亦是贊助之一的第六屆世界科學記者大會上,許多與會者都在不清楚,這會不會是科學新聞的垂死悲歌。讀者以及曾經一度是可靠資金來源的小型廣告商,都轉向了網路。把報紙摒棄在外的新商業模式,在如丹麥的某些國家市場,已經造成損害性的混亂狀況。

對於像是科學記者這類有專業知識的記者來說,報業緊縮也許格外是個壞消息。他們這種記者需要對他們下筆的主題多有理解,並且知道哪些專家能夠提供相關資訊,並判斷何者才是對新科學研究結果的適切批判。但是資金吃緊,出版商便會覺得這樣的專才是奢侈品,特別是同樣的報章空間,也可以隨便用新聞發佈稿跟通訊稿資料來填滿。

對於這樣大出血的時潮,科學家無能為力。不過他們若能做些什麼,去接觸那些掌權管事的人,並確保具有質疑精神、有學有識的科學新聞報導能夠持續生存下去的話,那就絕對值得去做。即使深度報導或新式解析媒體,必須要轉型為新型態(也許是公益性質)的商業模式,倘若有科學家主動參與,科學新聞報導就能夠以較為健全的姿態整合入內。假如媒體的未來真的就是由一百大企業、譁眾取寵、以及低度關注面向所構成的絕望前景,那麼像這樣的努力起碼能延緩灰暗那一天的到來。

即使是在這一灘渾水當中,科學家也能幫忙確保科學報導繼續保持詳盡確實。科學家可以從多跟沒有任何科學報導經驗的記者談話開始著手。看一眼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迪隆 (Brad DeLong) 跟拉絲基 (Susan Lasky) 所提供的「學者與記者談話的建議」,是個不錯的開始 ( http://tinyurl.com/nljleo ) 。各個科學學會同時也應該加倍努力,協助在緊迫時限下工作的記者,找到能讓他們了解報導主題的專家。

再往後觀之,科學社群應該要跟新聞學校與專業學會合作,確保新聞課程包含一些基礎訓練,教授關於科學為何物,以及實驗過程、研究成果審查和發表,實際上如何運作的知識。

科學與新聞並非水火不容,雖然有時候看起來似乎如此。它們都建構在同樣的基礎上;認為結論需要證據作為支撐,證據應該接受公開審視,以及一切都可供質疑的信念。這兩個群體都是由職業的懷疑論者所組成的,而無論是針對一個實驗抑或一篇獨家報導,科學家跟記者應該都能彼此欣賞對方的批判眼界才是。

(本文為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自然》雜誌的社論)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八十二期】20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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