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啟蒙是頭等大問題

意見評論 05/01/2009

今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週年。民國八年在北京發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化一個象徵標誌,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九十年來,「五四運動」對我人的思想啟蒙,雖經歷過好幾個不同的思辨層次,然至今仍有其未竟的思維空間。

「五四運動」的表象,是帝國主義對我人社會家國的欺凌羞辱,背後則是面對世界的改變,尤其是歐洲近代科學的革命,一個由藐視抗拒,到戰敗屈辱而被迫接受的曲折歷程。這個歷史過程造成了兩種心理反應;一是奮起圖強的銳意革新,一挫折失望的文化自卑情結。

奮起革新的圖強之舉,在清末鴉片戰敗便亟思戮力其事,洋務運動雖仍有「師夷長技」的「中學西體」心態,然而就悠長鼎盛的大清盛世而言,未可謂不是銳意之舉。未料一八九五年仍敗於「明治維新」有成的日本,其間有一八九四年功敗垂成的「戊戌變法」,後有一九○○年深受屈辱的「義和團亂」,雖有廢科舉設新學堂,到改變國家體制革命運動的歷史進程,仍然造成文化中普遍瀰漫悲觀氣氛,於我人心理留下不可磨滅之傷痕。

「五四運動」是民國新政一個再出發行動,一戰期間中國以工代役,亦成為戰勝國一員,然戰後國內權益仍由人授受,乃有學生登高一起,社會群眾景從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作為中國近代化的標竿,也提出「救亡」與「啟蒙」兩大訴求,為中國近代化的努力目標。

回顧「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氣氛,不難看出在當時知識文化銳意革新的背後,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深刻自卑和失望,「全盤西化」和「文化劣化」雖不是主流,亦蔚為一時的流行風潮。在那樣一個文化背景下發生的「五四運動」,雖然提出了「救亡」與「啟蒙」兩大訴求,當時「救亡」自是要起當時國家於半殖民地的將傾之境,而「啟蒙」則無非希冀以西方近世思潮,起傳統文化思想之蒙昧也。

數十年來,承繼五四餘緒的近代中國文化知識界,其思想的啟蒙,無論是早期信仰國家主義的右翼份子,或是認同社會主義的左翼陣線,無一例外是以擁抱所謂科學的「理性」「客觀」,來標誌一個「進步」的象徵意義。
我人文化面對近代科學的思辯啟蒙,唯一算得上的可說是民國十二年左右那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那場論戰莫說進展幅度和時間十分有限,光看支持近代科學的一方,把支持傳統文化的梁啟超和張君邁等人打成玄學鬼,其內裏的思辯層次,已思過半矣!

反觀孕生近代科學的歐洲文化,面對近代科學的思辯啟蒙,可說無時或已,由一戰後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到批判實證思維的各種哲學思想的勃興,量子力學實證與哲學意義思辯,五○年代英國兩種文化的辯論,到近時其主流學術體系中的挑戰思維,可說方興未艾。

數十年來,面對近代科學的實證成效和巨大影響,我人仍未脫出過去那個因抗拒而受屈辱歷程的陰影,造成一種對近代科學全面臣服,或是過度理想典範化的心理,因而出現面對近代科學所揭櫫宇宙物質和生命現象思維和評價的全面棄守,顯現對自身文化信心的不足,也影響文化自主創造力的勃發。

我人雖已由近代歷史的政經強權殖民中脫出,但文化思想的殖民影響,仍未能免,就科學而言,「五四運動」雖提出的「科學」的「救亡」和「啟蒙」,到今天看來,我們還依然停留「五四運動」年代所謂「科學」就是「啟蒙」,忽視了引進學習不是「啟蒙」,真正的「啟蒙」是需要文化內裏的再反省。

啟蒙問題的不可迴避,在於其影響所及,不僅止科學和文化創造力的困境一端,更嚴重的是造成普遍學術文化的失根,以及社會發展中左支右絀的虛空現象。

「五四運動」九十年,文化啟蒙正是頭等大問題。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九期】200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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