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的學術人馬

專題報導 05/01/2009


歐巴馬挑選的科學顧問名單,值得欣喜。不過歷史為鑑,有輝煌學術記錄的人,並不保證就能做出良好公正的國事建議。

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命學院派科學家與經濟學家,擔任新政府高層職位,在大學內與研究者之中,掀起了八年來前所未見的某種興奮之情。誠然,在小布希勉為其難地同意通過受限的幹細胞研究計畫,又把環境科學的發現政治化之後,歐巴馬選擇聲望卓著的科學家擔任要職,實在是氣象一新。

然而在美國或甚至全世界的學界人士,對於白宮最新一波的教授人事案感到興奮過度之前,大家應該要好好回想,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美國總統曾再三向學界明星請益,結果卻有好有壞。學界人士擔任總統顧問的紀錄不完美,這並不是在懷疑他們的專才是否具有重要價值,但是沒有人應該假設,學術實績顯赫,就保證可以產生好政策。維持立場獨立超然,根據確切證據提供建議的能力,是更加的重要。

有好有壞

學界人士加入總統行政幕僚內部操盤,最顯著的例子當屬由一群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組成,針對如何修補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損害,為小羅斯福總統提出建議的「智囊團」。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學家歐本海默,也同樣位居尊位。在愛因斯坦警告羅斯福總統,德國人可能會建造原子彈之後近乎兩年,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創立了科學研發辦公室,由歐本海默擔任其下一個負責設計原子彈小組的主席。一九四三年三月,美國陸軍選定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摩斯進行研發工作,歐本海默就成為原子彈的主要設計者。

人們過於擔心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會在某些人稱之為「勝利武器」的競賽中獲勝,其實德國製造原子彈的能力有其限制,這個事實卻是到後來才全然為人所知。儘管歷史如此,歐本海默及他的幾位同事也表示,製造如此具有毀滅性的武器令他們良心不安,然而美國成功設計、測試並使用原子彈的事實,正是聯邦政府與科學社群超凡合作的證明。

季辛吉協助尼克森擬定某些外交政策,所扮演角色的成功故事足以與歐本海默相提並論。季辛吉是哈佛大學政府行政學教授,先後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在一九七二年協助重建中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這意味著美國對於中國轉向共產主義並參與韓戰,導致美軍必須浴血奮戰,阻撓共黨北韓併吞南韓,所造成長達二十三年的敵意劃下了句點。

季辛吉也是冷戰時期對蘇聯的「低盪」 (détente) 外交政策的設計者。他協助促成許多「低盪」美蘇之間緊張關係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限武協議,這是讓美蘇兩國遠離在古巴飛彈危機,瀕臨核戰邊緣的那種緊張情勢,相當戲劇性的一步。季辛吉也輔佐尼克森,在情勢危急的衝突地區締造和平,像是他協助結束越戰,因此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以色列與埃及在一九七三年交戰,他又在大衛營為和約鋪路。

「教授應該只管他們自己明白的事,把政治留給政治人物處理。」

然而季辛吉就像他前兩位同樣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學界前輩邦迪 (McGeorge Bundy) 與羅斯托 (Walt Rostow) 一樣,也會有棋差一著的時候,導致國家流血流汗、有失國格。在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任期之初,季辛吉支持他繼續把部隊留在越南的決定,因而多喪生了兩萬三千名軍事人員,卻未能拯救西貢在一九七五年淪陷給北越。同樣地,季辛吉與尼克森聯手協助智利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由民主程序選出的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總統,不但損及美國在整個拉丁美洲的地位,也為皮諾契 (Augusto Pinochet) 長達十七年的獨裁統治揭開序幕。

邦迪與羅斯托先前的錯誤判斷,理應成為季辛吉引以為戒的故事。邦迪在一九六一年成為甘迺迪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由於他與後來的詹森總統,在如何鼓勵民眾支持越戰的問題上有所歧見,羅斯托就接替這個職位。邦迪是哈佛大學政府行政學教授,也是哈佛史上最年輕的學院院長,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克拉福特 (Joseph Kraft) 形容他「表達、執行民眾意向的能力無與倫比」,也許是政府裡的戰後新生代,唯一配披上「政治家外袍」的成員。羅斯托也不落人後,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研究著作等身,塑造了民眾對於經濟發展的思維。羅斯托就跟邦迪一樣,看起來就像是為國家安全顧問一職,天造地設的人選。

然而這兩個人都嚴重錯估美國控制越南情勢的能力。他們相信美軍足以協助南越政府,擊敗由北越支持的人民解放陣線共黨叛軍,確保民主政府在西貢產生。

即使將近六萬名美軍士兵喪生,越南統一在共產黨的控制下,羅斯托還是永遠不承認派遣軍隊到越南是個錯誤。相反地他爭辯說,這場戰爭為其他東南亞國家爭取到發展成熟的時間,才能避免被共產黨佔據。同樣地,季辛吉也永遠不會承認,他跟尼克森在處理越南跟智利問題上犯了錯,即使他在研究他們的歷史學家中,很難找到多少為他說話的人。

相較之下,邦迪就跟前任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一樣,回想起這場戰爭就認為「我們錯了,錯得離譜」。確實,邦迪在暮景殘年之時還不禁要想,為何像他這樣學富五車的人,竟會錯到這種地步。

前瞻未來

歐巴馬在卓越的學術大師中,選擇以下幾位加入他的政府團隊。諾貝爾獎得主,曾任美國能源部加州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主任的朱棣文,出任歐巴馬的能源部長;哈佛大學環境科學教授霍德倫 (John Holdren) ,擔任歐巴馬的科學顧問;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曾任美國國家衛生院院長,以及紐約史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主任的瓦穆斯 (Harold Varmus) ,出任歐巴馬競選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曾任美國財政部長與哈佛大學校長的桑默斯 (Lawrence Summers) ,出任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這些顧問以及他們身邊的人,應該從前人的成敗中學到些什麼呢?

在審視過像歐本海默、邦迪、羅斯托與季辛吉,這些智識過人之士的過往記錄後,我認為學界菁英涉足政治的主要教訓,是他們應該永遠根據手頭上最佳的證據提出建言,試著不要受到遊說、政治或意識型態的考量所左右。完全禁絕政治影響並非可行之道,對於必須兼顧國內與國際政治趨勢,面對堅持自身利益的各種團體與世界各國的美國能源部長或國務卿而言,尤其如此。儘管如此,讓政治判斷凌駕奠基於證據之上的理解,就是這些被拔擢登居高位的黨派人士,太常犯下的那種錯誤的前兆。

歐本海默大體上避免了犯下這種錯誤。他將原子彈稱為「人類有朝一日會因此詛咒洛斯阿拉摩斯與廣島之名的邪惡之物」。不過縱然他對於建造像這樣的毀滅性武器有所疑慮,卻從沒讓他的政治顧慮干涉到工作。

邦迪與羅斯托就不一樣了。他們在白宮關注政治壓力的過程中,揚棄了他們對歷史如何運行的了解。這兩位顧問都相信共產黨在南越的勝利,不僅會危害詹森總統的國內政治地位,也會損及美國在東南亞與歐洲的利益;他們擔心蘇俄可能會受此鼓舞,採取可能會進一步擴大戰爭的侵略行動。

在民主黨政府裡服務的邦迪與羅斯托,生活在麥卡錫參議員以及其他右翼批評家的陰影之下,他們嘲弄杜魯門總統的民主黨未能給予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足夠的支持,因而把中國「輸」給共產主義。然而憑著邦迪與羅斯托的學術專才,應該知道世界大事並不只是以多重不同的面目,單純地歷史重演而已。越南並不是中國,何況麥卡錫主義在一九六○年代之前也已然失勢。此外也沒有什麼事情顯示,共產黨在越南的勝利,對蘇俄與中國的行動,以及整個冷戰的結果,具有任何顯著的效應。

邦迪與羅斯托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大多侷限在白宮之內,不切實際的政治恐懼上,因而鼓勵對美國沒有好處的政策形成。倘若他們能夠利用可得的最佳知識,更加致力於評估成功希望大有問題的越南轟炸行動,以及地面作戰的可能效果,他們就能對國家更有所裨益。

季辛吉也做出了類似的錯誤判斷。他擔心南越局勢崩潰,以及智利一直在左派政府的統治之下,會危害到美國在盟友與敵對者之中的威信,並使得尼克森在面對國人指控他未能於東南亞與西半球迎戰共產黨的挑戰之時,呈現出脆弱的一面。但是季辛吉在一九六一年成為國家安全顧問時,參與越南戰事已經超過三年的美國,於敵於友的國際威信早已不增反減。同時,卡斯楚在古巴的共產黨政權,結果證明對美國的影響有限。這些認識當足以說服以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自傲的季辛吉,快刀斬亂麻結束越戰,並且了解到阿葉德對美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威脅。

季辛吉與尼克森糾葛過深,幾乎可以確定這影響到他的思維。一九七○年,尼克森的幕僚長海德曼 (H. R. Haldeman) 告訴季辛吉,尼克森想要在一九七一年將美軍從越南撤出。季辛吉警告尼克森,如果南越因此土崩瓦解,就會因為未能實現尼克森「體面和平」的承諾,使他在次年的總統連任選舉中,受到攻訐而危及選情。季辛吉在處理國家安全顧問所司職務,因應外交威脅進行某種精確的算計時,卻把國內政治考量納入了他的建言。

在白宮任職的教授,也許真心認為促進總統的政治地位,對於國家福祉至關緊要,但是成為政黨人士,可能會陷入提出不良建言的輪迴中。簡而言之,教授應該只管他們自己明白的事,把政治留給政治人物處理。

(本文原刊二○○九年四月二日《自然》雜誌,作者達雷克 (Robert Dallek) 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榮譽教授,著有《尼克森與季辛吉:權力伙伴》以及《甘迺迪的未竟人生》)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九期】200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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