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達爾文演化論

意見評論 04/01/2009

今年是達爾文誕生兩百週年,也是他發表《物種原始》的一百五十週年,達爾文提出的演化論學說,對歐西文化重心的基督教信仰,有基本思想上的挑戰和啟示,歐西學術思想界視為歷史大事,也就有許多的活動,來彰顯達爾文提出演化論對人類的影響。

達爾文自幼以對知性追求的堅持,也因著生命裡一個難得機緣,參加了一八三一年的一次遠航探險,「小獵犬號」的五年之旅,也成就了後來舉世著名的達爾文演化思想。

達爾文雖是由大量哺乳類動物和植物、火山、化石及地質的觀察記錄報告和著作,逐漸產生他物種演化的想法,但是思想學術發展與社會結構的影響因素,也確實影響了達爾文會由這些觀察資料,歸結出物種演化的想法,甚至以一個最適者生存的角度作來詮釋。歷史發展的偶然,是當時提出人口論的馬爾薩斯思想,在那個社會經濟思想的潮流中,達爾文也自承受影響以一個優適生存的角度入手,看到隱伏在紛雜物種背後的一個演化原則。

如果以更大的角度來看,達爾文出生的十九世紀初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雖然近代科學已然成形,但是英國還是以宗教信仰為主要的社會氛圍,在當時那個基督宗教思想的禁錮中,一種對宗教宰制的反動氣氛,正提供達爾文演化論脫出的一個契機。達爾文雖然沒有立即成為時代英雄,但是到一八八二年逝世之時,他的演化思想已經在生物學中占有一席地位,也使他得以在倫敦的西敏寺,葬在牛頓之側。

其實在達爾文去世迄今的一百二十七年時間中,他的演化論在生物科學中的地位亦起落浮沈。上一個紀念他誕生百週年的二十世紀初,遺傳學和染色體的發現,使得遺傳實驗學者認為,如果靠改變生物內在遺傳物質便可以改變生物特性,那麼天擇和適存的演化便失去了決定詮釋地位。

如果再看更晚五十年,《物種原始》發表一百週年的時代,「分子生物學」的強大生物遺傳結構能力,使得建立演化論博物學家的田野工作價值,被實驗室工作取代,而冷戰時期蘇聯「李森科主義」所倡導的遺傳學的社會條件影響,也引起當時生物學界在分子生物、族群基因和生物體經歷的競爭和天擇三個層次,去認同演化的意義,而再造現代達爾文主義。

由這過去一百多年達爾文演化理論所面對的歷史場景,便可以看出來,歷史背景其實造就了科學思想的社會文化意義,客觀的證據資料,還是要由主觀價值決定其最後意義何在。由這角度來看,也就可以知道,為什麼達爾文的演化論,在我們的文化中激不起什麼漣漪的道理所在。

其實我們記誦由達爾文演化思想而來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主要是出自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而這個思想之所以在我們文化中烙下印記,主要還是與我們二十世紀初期身處一個屈辱衰敗的境遇有關,「優勝劣敗」正好滿足了我們自十九世紀因拒斥西方新知科學而遭擊潰羞辱的心理需要。

而今日歐西學界,尤其是在美國,達爾文的演化論又被置放於一個社會文化的場景中,以達爾文演化論的真實洞見,去對抗近年在美國文化知識界依然引起爭議的神創論浪潮。

如果回顧過去,我們是如何毫不費神地就接受了達爾文的演化論,也從來不感到文化基本信仰價值受到任何挑戰,便可以知道,面對這一場由歐西學界而來的紀念達爾文演化論的文化慶典,還需要有文化內裡的思辨,才能夠避免成為又一場疏離文化根源的表面儀式。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八期】200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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