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經武打造東方普林斯頓

學術文化 03/01/2009


一九四一年出生在湖南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也頗有蕭湘人士的豪情。他一九八七年將超導溫度成功地提高至攝氏零下一百八十度,開創高溫超導研究及應用的新紀元。同年朱經武出任由美國德州及聯邦政府資助、全球規模最大的美國休士頓大學得州超導中心首位主任。二○○一年他出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如今,已經是世界六個頂尖科學院院士的朱經武,在將退休前大手筆打造香港科大的高等研究院,希望將香港科大變成東方的普林斯頓。

今年一月五日,香港科大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正式合作成立高等研究院,稍後接受《科學新聞》記者的電話專訪。

「東普」願景

問:你曾經說建立東方的普林斯頓是你人生的第四個夢想,現在已經在香港科技大學建立了類似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能為我們描述一下你心中的東方普林斯頓嗎?

朱經武:我們「香港科大高等研究中心」仿照普林斯頓,願景是一樣的,希望成為學者的朝聖地,但是與普林斯頓集中在基礎理論研究不同的是,我們也強調應用和實驗,要與學校打成一片。

科大高等研究院的設置是十名世界最頂尖水準的永久性成員、二十名visiting fellow,四十名associate fellows和六十位學術新秀。至於說學科發展方向,我們的做法是先找大師,再建大廟,如果(來的大師)各方面都一樣,我們就選擇那些本校最強的領域。

我們強調與學校打成一片,不會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造成教學壓力,因為現代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教學相長」。研究中,大部分內容都要與學生交流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原來與大學完全脫離的做法也正在調整,努力與學校和各個學院打成一片。

問:建立這樣的高水準研究中心需要很多資源,特別是資金支援,但是經濟危機讓包括科大在內的很多香港高校基金縮水,科大高等研究院這方面情況如何?
朱經武:因為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要承擔學校的一部分教學工作,他們的經費有百分之四十五來自學校、政府和企業界投入等科大的常規(薪金)途徑;百分之五十五來自一個十二億港幣的基金會的利息,開始時候有四千萬(港幣)的啟動基金。

金融危機當然會讓基金會受到影響,而且也不好意思去「圈錢」了,但是支持高等研究院的錢已經在這裏。而且高等研究院需要非常高水準(的大師),不是一下子都要把錢花掉,我們覺得需要五到年的時間來讓高等研究院各方面備齊,這樣每年所需要的花銷就不是很多。

考評設想

問:落實高等研究院之純粹尖端研究, 勢必涉及考評體系。大陸長期以來像SCI那樣的考評體系給大家很大的壓力。高等研究院即使短期不作考評,中長期也需要一份給支持者和納稅人的答卷,如何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朱經武:我本人就不相信SCI。那天我們開(高等研究院成立的)會,一位知名期刊的編輯講到他們的期刊,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一位同事戚凱羅(Aaron Ciechanover)(以色列籍的二○○四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上大聲講,說他的文章根本不在乎SCI,也不管citation(文章引用)。

當然,我知道一開始也要有個參考資料,但是這個不能太過分。至於你剛才說到的壓力,我想我們找到的都是一流的人才,他們對研究院、對學校都有承擔(的義務)。我們對社會的交代,就是看他(研究院招募的大師)的存在是不是影響了大局。他們的壓力是很大的。例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都是非常competitive的,那麼好的條件,如果做不好,你都受不了外面的人看你的冷眼。
問:「外面人的冷眼」實際上就涉及到了同行評議的問題,吳瑞先生生前曾經指出,中國還缺乏平等交流、就事不就人的科學文化,而高等研究院所需之自由探索精神,這種科學文化就尤其重要了。

朱經武:我在美國很多的委員會都作過,確實有一些人,當面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寫(考評)的時候很嚴肅。我想(中國達到這一步)需要時間,中國說到底講科技的發展很短,不是改革開放一開始,而是錢多了以後才這樣(大發展),才十幾、二十幾年。普林斯頓真正的差別是來了愛因斯坦,但是愛因斯坦到那裏也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學術進展,但是他促進了institutionalization(體制化),因為愛因斯坦去了,就有很多人來了。真正衡量一個大科學家,不是今天看他有什麼發明,明天有什麼文章,而是要看總體的東西。但是這就需要大學在戰略上對他有信心,他也不會辜負你的。

人才戰略

問:香港科大的高等研究院已經有了什麼樣的人才加盟?是如何網羅人才的?科大近年來引進的人才很多,你是否被認為是「挖牆腳」?

朱經武:高等研究院的確吸收了幾位大師加盟。像二○○四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戚凱羅把他實驗室的一半都搬到這邊來。美國史奎普斯研究所的化學生物學家希梅(Paul Schimmel)也在這裏建立了他的聯合實驗室。而且他來了,風險創投也跟著來了。

來的人和高等研究院的顧問很多是我的朋友,不過我想吸引人才首先需要給他們足夠的自由度。對於科研是不好作規劃的,作(宏觀)規劃的是政府,像能源戰略,研究者看到這些規劃自然會考慮如何將自己的研究貼近(需求),而不是替這些研究者作規劃。

而且現在全世界只有一片安寧之處,那就是東北亞,現在(中國)內地高速發展,全世界都聚焦在內地,這時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世界與內地交流的)平臺。
至於說挖牆腳,別人也在挖我們的牆腳啊!去年夏天我們商學院的院長就變成了政府公務員。比起港大、中大(香港中文大學)來,科大比較年輕,壞處就是校友資源不多,好處則是沒有歷史的包袱,(引進人才的)決定說做就做。

問:高等研究院會面向內地開放嗎?內地科學家從中會有什麼機會?你覺得高等研究院的建立對香港教育和內地教育體制會有什麼影響?

朱經武:高等研究院假如與內地分開,閉關自守是肯定沒有前途的。在已聘任和打算聘任的十名永久性成員中,還沒有內地背景的人,但是我們希望在四十名associate fellows中,會有一些(香港)本地和內地的學者。

香港吸引到很多人才,就是缺乏領袖,香港又是金融中心,所以高等研究院也可以成為孕育高科技創業的中心,這對內地也有促進作用。

我不覺得內地的體制對雙方合作的影響會很嚴重。這是一個互相影響、互相磨合的過程。雖然現在內地的錢(科研資助)出不來,這邊的錢進不去,但是大家也可以一起分享好的想法。 (本文原刊《科學新聞》雙週刊,其中稍作刪節)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七期】200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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