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和不純粹的科學

意見評論 02/01/2009

上月有非洲血統的美國新總統歐巴馬正式就任,成為美國政治歷史上一個引人矚目的大事。這顯然並不只是政治中事,因為連科學期刊也都以封面作了報導;英國出版的頂尖科學期刊《自然》雜誌的封面,就是歐巴馬和小布希總統在白宮會面的照片,封面的大標題是「移交」。

近代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密切,其來有自,究其原因自是與近代科學發揮的巨大效用有關,其中最顯著的,則莫過於二次大戰科學研究成就的原子彈,而這個毀滅性的科學威力展示,正是坐實戰後科學在國家政治中重要地位的主因。

從事科學活動有許多層面,許多純粹的說法常要強調,那是一種求知的好奇心,是一個愛智的行為。在人類的文化活動中,愛智的行為自來就有,卻少有如科學的得到如此巨大資助,而其背後正是一個功利效果的原因。

二戰後科學得到支持產生許多的現象,其中之一是各國豢養科學家的日益增多,正如已故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主席布朗曾說的,「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科學家的增加,遠超過全國人口的成長速度,科學研究群體的擴展,基本上是研究經費增加的一種市場效應。」

著名的大物理學家楊振寧也說過,在他上個世紀四○年代做研究生時,平均一個於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要比幾十年後的理論物理學家大得多。造成這種現象的個中原因固然複雜,但是人數膨脹不一定帶來品質的提升,則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冷戰的對峙和二戰後擴張經濟的發展,使得政治和科學成就了一個相互為用的關係,也更造就出越來越龐大的科技研發群體,這個趨勢日盛一日,沒有減緩跡象。

在理想的情況下,科學在文化上的角色和定位不偏不倚,搭配合宜的應用發展,自是然可以持續長久提供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解決生存問題。但是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卻出現許多問題,如果今天說該指責的是過度的經濟擴張,那麼科學提供的一種立竿見影因果思維,技術所帶來的便宜利用火力,亦難辭其咎。

在上一個世紀裏,已有許多關注人類歷史發展的思想家,對此提出過警語。一九九二年當時捷克總統哈維爾,便發表了「近代紀元的終結」的演講和專文,指陳以近代科學思維推動的一個近代紀元,已然終結。呼應哈維爾的聲音,並非沒有,只是在全球追求國家經濟成長的慣性列車中,誰也沒有下車的空檔。

現在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檢討起來,也不全只因為金融體系無管制的擴張,背後更有哈維爾所稱「近代紀元」的一種認知思維,也和布朗所批評的,科學發展本位主義的偏執有關。

在今日錯縱複雜的科學與政治關係中,絕對的不偏不倚,或許已愈來愈沒有空間,正如十多年前布朗對當時美國科學界所提出的針砭,「科學的研究得以繁盛,只有在一個經常亂糟糟,看起來好像不合理的多元政治大體系中才辦得到。」
如果看《自然》雜誌提出的對歐巴馬政府的期待,從氣候變遷、能源問題到幹細胞研究,也都難免科學知識立場上的偏好。但是《自然》引用美國新任能源部長朱棣文在《舊金山紀事報》上所講的一句話,倒是頗有新意。他說,「我們要的是解決的辦法。我敢大膽的說,我們不要只追求科學論文了。」

朱棣文提出的解決辦法,確實觸及了最根本的問題。從本期《知識通訊評論》中討論科學在印度和中國的不同社會文化面向,以及許多對於近代科學思維的反省討論,尋求面對當前問題的解決辦法,需要的是一種不純粹科學的新思維。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六期】200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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