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發表的榮景和假象

意見評論 11/04/2008

在人類歷史中,也許從來沒有像今天有這麼多的人,為了要寫出一篇研究論文,而特別去想出一個題目來的。這種近代學術社會的生態,全球蔓延,卻有其表面榮景下的一個文化假象。

學術社會的這種論文發表走向,與二次戰後各國紛紛開始支持科學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二次戰前,國家機器的支持科學研究,相對十分有限,那時候一些科學家常得尋求一些基金會(如美國的古根漢基金會)的支持。

二戰之後國家的投入經費支持科學研究,當然與二次大戰中科學展現的巨大效用攸關,旁的不用說,光以原子彈一項,便令人印象深刻。戰後美國科學家布希(Vannevar Bush)所倡言的《科學,一個無限的疆界》,宣示的正是這種科學的樂觀主義信念,而二戰後開始設立機構,編列研究的預算,種種作為原本只是針對著科學,後來才兼及了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

如果回顧上一個世紀的科學發展歷史,其實並沒有明顯的事例,可以佐證二戰後科學研究經費的快速膨脹,確實造就了科學的更快進步。如果以物理科學來看,二十世紀最輝煌的年代,還是二戰以前量子論、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發展。相對來說,那段時間國家支持科學的經費,比起戰後要少得多,從事研究的科學家數目,相對也較少,但是量子力學的革命,卻也就是那些為數有限的物理學家完成的。

在那個科學革命的年代裏,更多聽到的,是許多優秀科學家的得不到需要的支持。愛因斯坦一次沒有正面回應德國大科學家波恩的請求,要他幫忙推薦一位俄國科學家,愛因斯坦謹慎以對,只是因為怕會推薦了二流的科學家。

大科學家楊振寧也說過,在他初到美國做研究生的一九四○年代,平均來說一個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要比後來一個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來得大。這些故事似都彰顯了文化創造的精英決定論,以及數量增加與品質提升的脫鉤關係。

二戰迄今,這種國家支持科學或學術研究的發展,並沒有遏止之勢,隨著投入經費日增,進入研究體系人數也快速增長,報告研究成果的文章自是隨之而起,形成了今日由二戰後龍頭地位美國到世界多國,一種研究論文發表的蓬勃景象。

在這一期的《知識通訊評論》中,就有好幾篇文章,都在討論現今世界學術論文發表榮景中,出現的一些奇特生態。譬如〈獨力研究成絕響?〉一文章中就指出,在今年《自然》雜誌上發表的七百篇研究論文,只有六篇是由一位作者獨力完成。文章中分析這種現象,並不只是受科學技術日益複雜影響,因為在數學和人文學科亦然,這反映了論文發表背後的一種學術生態文化。

這篇文章中指出的一個不辯自明的事實,是當今論文發表的競爭局面,所謂「不發表,就走人」,固存有某種擇優汰劣的機制,但是如果看目前論文的如何得以發表,以及如何衡量已發表論文價值的種種評比機制,便更能夠了解為什麼合作研究會成為一種趨勢,而在本期其他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來,為什麼在當前學術文化創作中,要出現那許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欺騙和抄襲問題。

我們自己的學術文化環境,同樣受到普世流行論文發表機制的影響,尤有甚者,為了建立一個所謂「客觀」的標準,又特別將那些評比論文或出版的機制,作絕對的價值認定,形成某種學術創作的形式主義,而由於近世學術與我人傳統的一個援引文化差距,就更容易造成某種文化的失根現象。

學術文化的創造力是社會的寶貴資產,而今日這一寶貴資產,在某一種機制中,似乎一個面向的朝著一種論文發表榮景表象發展,忽略了這一社會寶貴資產更應該面向的,是那個提供資源支持他們的社會需要。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三期】200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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