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史景遷和文化創造

意見評論 08/01/2008

由歷史經驗來看,文明的興衰,取決於文化創造的活力,而人類文化創造的興衰,也總是由一處轉往另一處,決定不同文明的命運。

許多人口中所謂近代世紀,正是近代科學文化的創造力所造成,而近代世紀中這種以科學為基礎的思維,影響深遠,深入各個文明,改變人類生活型態,造就新的世界面貌。

但是近代世紀發展的是否遭遇困境,卻已經出現許多爭論,喧囂的言辭中,可以看到科學思維那種實證致用的優勢,逐漸顯現出疲態,反映在環境和資源的問題,最是明顯,面對複雜生命現象價值的認定,則更左支右絀。

近年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崛起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最近要舉行的北京奧運會,更成為一個標幟,象徵著這個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古老文明,似要有一番浴火重生的新氣象。

在這個時候,世界上許多人不禁要問,中國是不是要為世界帶來一些新的文化啟示。在這些人當中,本期《知識通訊評論》介紹的,英國廣播公司在六月舉行的今年「里斯講座」的講者史景遷,便是一個代表人物。這個以許多深刻動人中國歷史著作,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被譽為十六世紀以來最具影響力漢學家之一的英國出生的學者,似乎為這個問題帶來了一些新視野。

在史景遷的四次演講中,他以儒家的傳統作為開場,點出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源,談論英國和中國三百多年的來往歷史,提出誰是老師,誰是學生的問題,他討論中國與美國關係,點出中國如何由屈辱中走出自己的信心,並且由秦俑到奧運會的中國人體美概念改變,提出體育應包含的競賽、合作與寬容。

無疑的,史景遷是一個視野深刻和感受敏銳的學者,他深知中國人在面對近代世紀的挫折中,很難保有一個平衡的心理,因此在演講中他特別提出,中國在十九世其實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就,中國人的記憶不應只停格在鴉片戰爭的羞辱中,永遠把自己放置在受害者的角色上。

正如同史景遷感知的,中國在面對由近代科學而來的近代世紀挑戰,經歷的確實是由漠視到抗拒,受挫折而臣服的不愉快歷程,許多中國文化中人和劍橋大學中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一樣,也不禁要提出一個所謂的「李約瑟難題」,那就是這個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工藝技術領先世界的古老文明,為什麼後來卻沒能發展出近代科學。

面對近代世紀的巨大挑戰,為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而有失敗之感,確實是我人文化共同的心理徵狀,這種心理的極端表現,乃是對於本身文化傳統的輕忽,以及諸事皆以近代世紀西方文化為標準的心態。遠的不說,光看七月初中研院院士會議中,提出「台灣前瞻計劃」是否應考量我人文化因素發展的楊振寧院士,便與主導此一計畫,主張應該完全以美國模式發展的王佑曾院士引起了辯論。

如果看更廣面的問題,長久以來,我們的學術文化,也莫不是在一個以美國或者廣義西方文化標準下,衡量我們發展的成敗。其實光看當今坊間的流行音樂,早已走出早年以翻唱西方流行樂為時尚的二手文化風潮,而近年書店出版受到關注的書籍,也多不是學術界產生的著作,在在反映出我們學術文化長久跟隨西方標準,以二手思維從事文化創造的一些困境。

如同史景遷所說,中國文化確實面對了一個新的轉捩點,但是北京奧運新科技建築以及文化創意的表象之下,那同樣一個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學術表現,似乎還看不到如史景遷所點出的一種文化反省和信心。近代世紀核心的近代科學,在其衍生的母體文化中也已引起諸多反省,對於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我人文化,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創造的絕佳契機,如何抓住這個契機,打破我人文化五百年沒有創新概念的困境,正是我人學術文化界的最大挑戰。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七十期】200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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