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學術承傳和挑戰

意見評論 07/01/2008

民國十七年蔡元培等幾位先生以法國法蘭西學院為藍本倡議設立的中央研究院,今年正好八十年,在這個七月裡,兩年一度院士會議的在南港召開,可以說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環顧世界諸國的國家研究院,其院士會議和選舉,多只是學界中事,少有如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和選舉的普受社會矚目;這有源於吾人文化傳統對知識人物的一種尊崇,亦與過去政治環境影響,台灣幾十年身處邊陲地位有關。在那個年代,諸多望重國際士林學術大師的到來,不只是學術文化地位的表徵,也代表一種與世界聯結的具體象徵。

回顧中研院的發展歷史,前面二十年,可說是一個爭戰遷徙的變局,那是近代中國同時面對外來侵凌和內部變局的時代寫照,在艱難的物質條件下,學術主要是靠人才典範開創有限的局面。

民國三十七年中央研究院遷台,幾乎是一個從零起步的局面,只有由安陽殷墟考古起步的歷史語言研究,還有就是數學。六十年來,中研院的發展,由經費資源到人力條件,可說都有不可計量的成長。以中研院的預算來看,今年度已超過一百億水準,三大學術領域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也有逾千名研究人員。以資源和設備而論,與近世許多先進國家,亦不遑多讓,近年許多由國外回台的特聘研究員,甚至有著比國外更為優渥的資源條件。

當然如以研究成果來看,毫無疑問近年中研院亦成長快速;無論是在國際代表性期刊的論文發表,專書的出版,甚至是對新興生技產業的促進,都常有聲聞市井的公開訊息。

但是一個國家的學術文化價值,並非光由延攬多少學術人才,投入多少研究經費,創造多少學術著作和選出多少學術院士來衡量的,學術工作在文化上能發揮思想啟蒙的創造力,才是真正關鍵要素。

但是在今日中研院或更廣義的整個台灣學術環境中,瀰漫的是爭取更多經費,抓住更多學子,做出更多論文的一種生態,這個生態的終極導向,又與學術層級更上一階的院士選舉扯上關聯。院士成為一個變質的頭銜,與近時院士選舉的強調在地化,某種程度降低了標準有密切關係。這種作為的影響,是一方面強化了院士頭銜在學術科層階級中的利益導向,院士作為學術評鑑的指標,成為標準的學術工具;另一方面卻也摧毀了原本學術典範人物在學術中自然應有的領導地位。

中研院的院士選舉,應該維持一個「寧有遺珠,不使倖進」的嚴格標準,重建院士應有的學術典範地位,「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影響所及,不但可能使學術風氣丕變,社會也不再以政治選舉的競爭得票,來作為衡量一個學術殊榮的標準。

整體來說,我們的學術還面對著一個近世中心邊陲的問題,此中論述甚多,其實光看中研院師法的法國法蘭西學院,其一定數額的院士,每週皆集會討論知識與文化的議題。反觀中研院的景況,莫說三大學術領域來往交流薄弱,就是談論知識文化議題,也只是跟隨主流學術思維,討論一些倫理和規範問題,少有觸及文化內在的核心價值。

這些問題的核心,其實在於許多發軔於歐美文化的近代學術,相對於吾人文化,存在著一個殊異文化的轉化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文化啟蒙問題。

此一文化啟蒙問題,以目前的學術體制來看,中研院似責無旁貸,尤其其院士體制,更有利於其面對此一問題。在當前經濟環境不佳,民生困頓的大環境中,擁有優渥資源的中研院,應有爾祿爾俸,民脂民膏的社會意識,學術自由以外,文化啟蒙的挑戰,也不可迴避。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六十九期】20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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