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術的標準體制

意見評論 05/01/2008

近代學術的一個特徵,是規範森嚴,這是文化創造活動長久歷史中的一個異數。近代學術的制式發展,受到更大一個社會機制影響,是制度體系制約下的產物,其影響相當深遠。

本來人類對文化自然的探索,出自一種自發性的動力,這些作為在人類早期歷史中成就了許多人文藝術和自然哲學的傑出表現,令人欣羨嚮往,那些人文藝術的創造者,如詩人、音樂家、藝術家、文學家、和自然哲學家自然也就成為人類文化中受到尊崇的代表人物。

國家制度影響人類的創造行為,與權力機制密不可分,歷史上國家機制的影響文化創造,開始很早。在中國和西方歷史上都有御用的宮廷畫家、詩人、音樂家,甚至天文學家和工藝專家。國家權力擁有者對於這些創造文化的影響徵象,也明顯可見。

近代學術的受到國家機制的影響,則與二次戰後科學的受到國家大力支持密切相關。這種二戰之後國家機器和創造文化的密切關係,由原子彈和經濟軍事工業延伸到文化創造的各個層面,形成一種近代國家與文化創造關係制式化的生態。

這種國家機器支持的文化創造活動,在制度化經費運作之下,逐漸發展成一種制度化的模式,對於能夠參與到其中的創作者,創作者的塑成以及創作成就的發表審核,都有一定嚴格的規範,這杜絕了過去國家權力者個人喜好的主觀趨向,規避過去常民社會需求的蕪雜面貌,形成一種嚴整的學術紀律。

但是其負面影響,則是造成形式重於實質,滿足規範大於創作需求的情形,由於近期學術創作或者說廣義的文化創作競爭熾烈,為了爭得過去歷史中那種文化創造典範地位,便不可避免的要鬧出許多形式合格但是內涵瑕疵的創作弊端。
像近時一再討論的,在一些學術環境中,研究論文以不實數據來滿足一種學術標準形式的學術欺騙,到本期《知識通訊評論》所討論的國際學術合作的形式善意和實質惡果,都是近代學術在國家大力支持機制下不可避免要衍生的問題。

這種文化創作制式化的發展,形成近代學術的一種群體內化,只能進行領域內部語言溝通,對外影響力局限的發展特徵,而隨著國家機制的剋時求效以及國際競爭情勢的催化,已漸出現學術封建化的危機,這不但可能影響學術文化創作體質的健康發展,也可能危及社會資源對學術支持的永續經營。

當然在現實上,一個龐大而且還在快速擴張的學術群體(文化創作群體),一種嚴格一致的規範機制似乎是不可或缺,對於一般性創作文化群體活動來說,也有其一定的規範效果。而且一個學術文化的無政府主義,可能有等同的危險,同時並不能保證文化創作的成功。

但是此處的評論並不是無的放矢,原因是我們的環境中,已經看到許多學術文化創造的問題,譬如特別著重的規範學術論文出版數量的SCI、SSCI標準的是否合宜,學術審核和評鑑標準如何形成共識,另外最近公布的新一屆中研院院士的提名,以及五年五百億學術競優計畫的是否延續?也都關乎一個文化創造的核心問題。這個文化創造的核心問題,就是我們進行這樣一個文化創造的意指為何?而社會資源支持這樣一個文化創作的正當性又是什麼?

在這個創造文化支持體系運作超過四十年的時候,再來問這樣一個問題,其道理在於,隨著我們學術體質和客觀環境的漸趨成熟,是不是繼續的投入資源,只能以追求更多論文發表和國際合作為衡量的指標。尤其面對我們文化接受近代學術的一個特殊處境,如何在學術創造上,也能如其他藝術文學音樂等文化創作,同樣找尋到在自身文化的創作根源和立足點,也許才是學術文化不會在制式體系中喪失創造活力的唯一保障。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六十七期】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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