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科學黑暗歷史的教訓

專題報導 03/01/2008



對於二戰納粹的犯行,德國一向勇於反省,最近他們再完成了納粹德國科學資助機構與科學家關係的歷史調查研究。

在德國納粹政權底下,德國科學家與學術機構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一直令人好奇。然而由於歷史因素與當時國際局勢,紐倫堡大審譴責了納粹高級將領的罪行,對罪行較淺的個人與一般科學家則網開一面。戰勝的同盟國需要德國成為一個強盛而和平的國家,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因此在伸張正義的同時,留下有經驗的科學家,以重建戰後德國的科學基礎,這也影響了人們對納粹科學的認知。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少數科學家和納粹合作推行罪大惡極的計畫,例如進行雙胞胎縫合實驗的年輕醫師門格勒(Josef Mengele)或主持優生政策T-4安樂死計畫,有系統去除身心障礙者的希特勒御醫布朗德(Karl Brandt),多數科學家則於政權底下苟安於自己的研究。但近年來,德國一連串針對納粹時期科學家與學術資助機構的研究,結果顯示出的事實更為複雜。

一九九九年,下轄八十幾個研究機構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PS)投入四百億歐元,針對學會於納粹時期的角色與作為,進行為期六年的調查。由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組成一組獨立科學史家,進行「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威廉皇帝學會史研究計畫」,研究結果顯示納粹政權相當重視基礎研究,持續提升研究經費,當時許多的研究也並非門格勒那一類的「偽科學」,多數仍遵照嚴謹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令人意外的是,當時許多的科學家將自己研究導向符合納粹政策的行為,並非受到脅迫,而是出於自願,以便取得研究經費與資源。例如支持侵略擴張並參加擬定發展計畫,研究人員乃得以獲得從他國搜刮而來的資源。許多研究人員似乎不認為納粹政權是一種威脅,而是滿足其研究野心的機會。例如植物基因學家斯多伯(Hans Stubbe)曾與黨衛軍合作,於入侵俄羅斯後取得珍貴物種,諾貝爾獎得主生化學家布特南特,擔任馬普會長期間(一九六○-七二),顯然對柏林生化研究所使用取自集中營的血液檢體的行為知情。(參見《知識通訊評論》第十期〈納粹德國科學家的歷史角色〉一文)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這項勇於反省的調查,普遍受到科學界的肯定,而馬普學會在預算大幅縮減下,亦不改變該調查的研究補助。另一項令人矚目的計畫則為針對學術資助單位,德國研究學會(DFG)為期七年的調查,調查於上週結束。歷史學家兼研究計畫主持人,弗萊堡大學的賀伯教授(Ulrich Herbert)接受《自然》雜誌訪問針對該調查提出看法。

你們獲准查閱哪些資料?

我們獲准調閱德國研究學會自一九二○年成立以來的所有歷史文件,這些文件很重要,因為我們要透過這些文件瞭解當時科學家提出哪些經費申請,然後我們才能檢視他們用這些經費做了哪些研究。

調查過程中有何發現?

調查過程並沒有發現其他新的驚人罪行,和我們原本預估的相似。那些眾所周知惡名昭彰的罪行,例如安樂死計畫(T-4 euthanasia program)和人體實驗等,戰後紐倫堡大審時就已提出討論。但我們發現可以說完全「正常」的教授(不只是那些瘋狂支持納粹的教授),都會調整研究方向來來配符合納粹政策。舉例來說,從研究經費申請文件就可以看出,有多少教授參與納粹德國預期戰勝後向東擴張的發展計畫,此一計畫將造成三千萬人的奴役與死亡。

當時產生的影響有延續到一九四五年以後嗎?

由於我們的研究範圍不只針對納粹時期,是涵蓋了一九二○到一九七○左右,因此我們能夠更為廣泛的瞭解德國知識學界如何受到一次戰後崛起之民族主義的影響。我們發現其影響沒有止於一九四五年,效應甚至延續到一九六○年代世代交替後才逐漸消失。我們也發現當年將猶太裔與民主派人士逐出大學的舉動,大約四分之一的教授受到波及,也阻礙了今日生物學的發展。二戰後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在各國蓬勃發展,德國卻遠遠落後。但在另一方面,例如癌症研究領域就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事實上有些領先的研究是由納粹所資助的,也因此為德國在戰後留下了優良基礎。

這些發現對今日有哪些意義?

今日廣為接受的政治思想認為,聯邦制比中央集權更能抵抗極權主義的興起,德國一九四九年憲法即依此概念廣泛引入了聯邦制。但數年前歷史學家對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研究調查結果,納粹期間,任職於權力集中的馬普學會科學家,與任職於其他權力相對分散的各大學科學家的作為,並無顯著差異。因此無法認定只要有聯邦制就足以對抗一切邪惡。

大學與納粹政權妥協合作的理由,和一般民眾相同,因為接受納粹的政策能讓保守的教授繼續保有教職。當時沒有人對這些政策提出什麼有組織的反對,對異議也沒有公開討論。因此儘管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對身心障礙者施行安樂死的作法在許多國家引起廣泛爭議,在德國不但沒有引起爭議,反而加速推行。這些歷史經驗揭示了壓抑多元意見,終將導致不可收拾的激進作為,因此德國對幹細胞研究特別謹慎的態度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我們已經嚐過不謹慎帶來的惡果,儘管這些持續不斷的公開討論可能減緩了研究進度,我們仍應以此為榮。

你認為其他國家如俄國或中國,也應該進行類似的調查研究嗎?

身為德國人,我不敢說其他國家都應該效法德國進行這樣的研究。但我認為曾經經歷極權統治的國家在轉型之後,透過對各級機構的歷史研究都能有許多收穫,尤其是針對特別容易妥協合作的學術體系進行調查。揭開過去的陰影、對過去犯下的錯有更深的瞭解,都能使我們更有信心不再重蹈覆轍。檢視這些錯誤是否延續也同樣重要,我們發現學術圈中許多當年與納粹合作的人,在民主化後依然平步青雲。各國當然有權決定是否進行這類研究,但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收穫相當豐碩。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六十五期】200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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