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政治

意見評論 12/01/2007

一般常聽到一種說法,就是「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或說「政治不應該干涉科學」。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很對,事實上是一種對真實狀況過於簡化的陳腔老調,無益於真正釐清這兩個議題更深刻的交互影響和內涵。

如以古典的定義來看,科學和政治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涉入的對象各不相同。科學探究的對象是自然宇宙和生命現象,政治處理的是人群階級權力分配,一個是物質和客體化的生命運作,一個是人類主體的社會活動,有點「河水不犯井水」的涇渭分離。

如以近代社會的發展來看,科學活動(包括自然哲學和形上學思辨)由知識探索的一脈,經歷史轉折和文化衝突,十七世紀以降,以實證和數學推理邏輯為思想本體的近代科學,才漸在人類文化所取得主流地位。

一些人或謂,科學之所以能成就其主流地位,主要拜其打破過去人類社會的許多迷思,顯現出宇宙和生命運作真相的能力所致,其實真正使得近代科學站穩其主流地位的,是其內在實證特性帶來的強大應用效力。匈牙利裔的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威格勒(Eugene wigner)就曾經在他寫的「科學的限制」一文中說,「近代科學的成功不是來自知識理論的正確性,而是來自其可以發揮的巨大應用效力。」

這種應用效力使得近代科學雖說在歐洲受到宗教體制壓制,以及到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還有的強大古典人文傳統批判,仍能由一個百年前在英國還被視為「次等知識」的地位,逐漸樹立其主流地位。十八世紀以後,近代科學的逐漸在歐洲社會得到支持地位,無一不是因於其巨大的致用效力;英國啟始的工業革命,歐陸生產力的解放,甚至資本主義制度和殖民擴張,這也是造就今天歐洲相對富足局面的主因。

歐洲國家給予科學更多的支持,也影響了科學知識的發展和興起,由英國皇家學會和歐洲國家科學院的設立,都可以看到國家體制對於科學知識發展的影響。一般認為,國家體制對於科學知識影響最為明顯的分水嶺是二次大戰,二戰後國家用大規模預算支持科學研究,造成科學生態丕變,這其中或有極端如前蘇聯時代的李森科式的遺傳演化政治插手科學知識之特例,一般來說,科學知識的受到廣議政治影響,是隱晦而不明顯的。

冷戰半世紀,科學的受到政治影響,多有議論,以二十世紀下半世紀蓬勃發展的粒子物理為例,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就認為,那是延續二戰原子核物理的強大傳統,所造就的一個非常態發展榮景。

近世科學發展,更是受到國家機器中科學決策的左右,雖說主事者多還是科學家,但縱以民主自由體制最成熟的國家觀之,科學決策亦難免複雜政治利益、社會輿論和國際氣候的影響。

本期的《知識通訊評論》便討論了美國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新政治面貌,這種政治大趨勢無疑要影響大氣科學知識的走勢,轉向全球暖化的研究。對比現狀,光看不過三十多年前,同樣一個大氣科學領域的熱門議題,竟是地球是否會進入一個小冰河期,便思過半矣。另外本期專文「察納文化異議的科學之道」,也點出了科學知識如何能在人類文化中發揮積極意義的多重面向。

近世科學的一個特質,是十分強調分科知識的重要性與力量,忽略了不同知識之間存在著其他通常是更重要的關聯,這造成科學某種極端的純粹知識認定,對於外來的政治干擾(譬如經費和體制的改變等),敵意以對,殊不知近代科學能成就其今日地位,得到龐大社會資源的支持,亦係拜政治權力所致。科學中人或沒有意識到,他們亟欲去除的,事實上正是他們今日立足地位的一部分基礎。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六十二期】200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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