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普世性的台灣機緣

學術文化 11/01/2007


上月中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的一個會議,使得台灣和全球最重要的一個科學組織,有了一次相當實質的來往。這個得之有些偶然的科學機緣,來自於實質科學人脈的溝通交流,也給未來面對國際帶來一些啟示。

上個月十七日,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召開了一項名為《新興傳染病:科學家的權利與責任》的會議。對於常年舉行各種會議的中研院來說,這個會議看似沒有什麼特別,事實上這個會議卻是台灣與全球最重要科學組織「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關係的一大進展,可說是彌足珍貴。

「國際科學理事會」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是世上最早的非政府組織(NGO)之一,一九三七年「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加入成為會員。該會秉持「科學普世性」的精神,捍衛全世界科學家參與正當科學活動的自由與權利,並且反對以政治、宗教等歧視理由,阻止科學家出席國內或國際科學活動。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後,「國際科學理事會」下屬的許多科學聯合會的會籍問題,便遭到中國以一個國家一個會員原則,要將台灣擁有的科學會籍排除。因此如何維持會藉,當時便是由代表參與這個組織中研院負責其事。此一問題在錢思亮任院長時,由後接任中研院院長的吳大猷主持,到一九八○年代初才達成一個與中國大陸同時留在「國際科學理事會」的解決辦法。

如果熟知當時面對的困境,以及那段折衝歷程的艱難,便能夠瞭解上個月在中研院這項會議的得之不易,這事看起來得之於偶然,實與我們科學界本身條件有關。

兩年以前「國際科學理事會」在中國大陸蘇州昭開大會,當時擔任中研院副院長,負責國際學術事務的曾志朗副院長代表與會。那段時間國際科學界發生許多事情,有美國因「九一一事件」後對阿拉伯國家科學家簽證的限制問題,有韓國幹細胞研究科學家黃禹錫的造假事件,「國際科學理事會」注意到「科學」離不開「倫理」,科學家的「權利」與「責任」亦無法二分,於是在二○○五年成立「科學行為自由與責任委員會」(Committee o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duct of Science; CFRS,簡稱「自由與責任委員會」),定期向國際科學理事會報告各國科學自由的情形,以及科學家違反科學責任的事實。

二○○五年與會的曾志朗副院長因為競選副理事長,而在會上演講談論自己過去多年在國外和台灣建構科學研究和教育的經驗,雖然後來沒選上,卻給與會各國代表科學家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曾志朗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推薦,代表參與「國際科學理事會」的「自由與責任委員會」,並且高票當選該委員會委員。「自由與責任委員會」每半年在巴黎開會,會議結論是「國際科學理事會」的政策參考,曾志朗則是成為第一次在「國際科學理事會」中擔任要職的台灣代表。

「科學行為自由與責任委員會」強調科學家的「權利」與「責任」之外,也特別著重所謂的「科學普世性」(Universality of Science),他們特別希望能在不同文化國情地區的國家,推展這樣的信念,為達到此一目的,乃在委員會下設立了四個地區辦公室(Regional Office),分別設在馬來西亞、南非、南美和中東。

曾志朗參與的「自由與責任委員會」成員一致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亞洲是變動最快速的地區,且地區中的文化差異很大,面臨永續發展問題的複雜性,也居全球之冠,因此決議將今年十月中旬的會議移到亞洲地區辦公室所在的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以便能就近提出科學家在亞洲面臨的問題。

兩年來與「自由與責任委員會」互動密切,也參與會議的曾志朗,得悉委員會要在馬來西亞開會,便表示很願意邀請委員會成員會後順道訪問台灣。但是沒想到,馬來西亞卻因為拒絕發給以色列科學家簽証,違反了所謂「科學普世性」原則,使得這一次亞洲地區的委員會無法在馬來西亞召開。

曾志朗得悉這個問題之後,即向委員會表示中央研究院可以接辦這個會議,他的提議得到委員會的同意,於是中研院負責國際事務的分子生物所林淑端研究員主持其事,經過三個月的籌辦,終於能夠在上個月十七日能在中研院召開這一項開創新局的會議。

參與這一次會議的,有本身也是「自由與責任委員會」委員的二○○二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薩斯頓(John Sulston)。薩斯頓在會中專題演講「科學界與製藥產業的關係」,提出科學發展與產業關係中智慧財產與利益分際的歐洲經驗,給台灣亟於發展的生技產業帶來參照諮議。另外瑞典烏帕索拉大學前任校長高斯塔夫森(Bengt Gustafsson),也在會中演講提到的「第四種戰爭衝突」,揭示所謂意識形態和行政制度對於科學運作和言論自由的干擾問題。另外與會的還有以色列總統科學顧問阿儂(Ruth Arnon)以及美國科學院工程院的人權委員會主席柯瑞儂(Carol Corillon)等人。

曾經擔任衛生署長,目前是國科會主委的陳建仁在會中介紹二OO三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在台灣的爆發疫情,使得與會的許多科學家了解到,台灣不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式會員或觀察員的國際處境,感到訝異之餘,也對於台灣在國際科學和相關事務的地位問題,帶來了不言可喻的正面效果。

在幕後促成這個會議在台舉行機緣的曾志朗表示,「『科學的普世性』可以超越政治的藩籬!」這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雖然在國際現實下,台灣不是聯合國的一員,但中研院實質參與了「國際科學理事會」運作,等於是做了非官方外交,也在國際政治的嚴峻環境下,爭取國際科學界對台灣的支持。

相對於大聲呼喊的參與聯合國行動,上個月中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裡的這一個靜悄悄的會議,似乎在實質上給台灣的國際地位,帶來了更為穩固的實際惠益,雖然這有其偶然的機緣,卻是得自科學家本身人脈關係和文化交流的自然良性發展結果,這個經驗彌足珍貴,顯然也可以給台灣未來面對國際形勢帶來一些新的啟示。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六十一期】20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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