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鴻論壇》且談人文學術評鑑

意見評論 10/01/2007

近年漸成社會熱題的學術評鑑制度,看似標準森嚴,擇優汰劣,事實卻觀感不一,引致紛爭。我們特請台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陳弱水教授以及東華大學副校長資訊工程系張瑞雄教授對此事提出評論。

且談人文學術評鑑

台灣近幾年盛行學術評鑑,其中,人文學科(包含大多數社會科學學門)的評鑑頗引人頭痛。有些科技出身的教育學術界領導者大概覺得,人文學科怎麼那麼麻煩,居然找不到明確可量化的標準,不少人文社會學者則可能感覺,台灣的學術評鑑完全走科技主導的路子,以一隅制全局,真是強人所難,徒增紛擾。個人認為,這個現象背後包含了很多複雜的問題,真正要了解並對症下藥,並非簡單之事。筆者倉促應命,撰寫此文,只能提出雜感若干,聊供參考。

私見以為,人文學術評鑑的問題不能跟評鑑的整體概念分開來談,只有了解台灣學術評鑑的特色,才能對人文評鑑遭遇的困難找出恰當的對應之道。台灣的學術評鑑特別重視形式化、量化的指標,主事者認為這樣才客觀,才能對個別機構或學科達到正確的認識。台灣的大部分人文學科事實上無法提出這些指標,於是就形成了窮於肆應的窘境。

學術評鑑是舶來品,但在學術評鑑的起源地,未必有普遍形式主義的情況。讓我舉幾個例子。我不了解英語世界自然學科內部評鑑的情況,也許是高度量化的,即使如此,他們的學術界並沒有學術評鑑應以量化資料為普遍基準的想法與作法。將近二十年前,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學任教時,經歷過一次學系評鑑,印象裡,量化指標不佔什麼角色,評鑑報告的最主要內容,是校外評鑑委員閱讀資料、訪談師生後所獲得的綜合了解與判斷。二○○五年年底,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來台灣訪問,在台灣大學給了一場演講,會後與歷史系若干教授聚餐,席間有老師提起學術評鑑使用SSCI指標的問題,史景遷表示,他從未聽過SSCI一詞。史景遷並不是遺世獨立的學問家,他在耶魯大學曾擔任過不少行政工作,也是前任的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從他的反應看來,SSCI在美國知名度如何,可想而知。其實,美國人文社會學科要提出量化資料,比我們容易很多,英語世界的人文學術期刊與專書有悠久的專業審查傳統,學術與非學術著作區分清楚,也有如SSCI、AHCI等商業產品。他們之所以不特重數據,恐怕是因為對量化的限制比較敏感。

我再舉一個例子。美國很多大學有講座教授的設置,授予傑出學者,既是榮譽,薪資也高。台灣近年也有學校模仿此制度,我們的作法常是依照獲得研究計畫、獎項等指標,計分計點,決定什麼人該得何種頭銜。這種做法,在美國是聞所未聞的,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是如此,依照台灣的標準,美國決定講座榮譽的方式是印象式的,不甚科學。個人懷疑,以量化作為表現的高度形式主義其實與華人文化的特性有關,再簡單一點說,是科舉文化的遺緒。今天大學的各種評鑑表面看起來複雜,其實骨子裡跟幾十年前小學教育運作的方式差不多──算分數,排名次,製造榮譽榜。

所以,要評估台灣學術評鑑方式的得失,必須對量化的優點與限制有所考慮,這當然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做的。我在此只是想指出,台灣學術界的領導階層似乎對量化方法信仰過深,而台灣的人文學界偏偏難以提出量化指標,這是人文學術評鑑陷入困局的一個主要原因。

為什麼台灣人文學科量化評估特別困難?根本原因是台灣學術界發展的時間短,專業運作不夠成熟,很難把專書與期刊論文出版的資料轉換成有意義的量化指標。那麼,有人也許會問,為什麼大家不都到國際(其實只指英語)學術界去發表著作?這就涉及了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的一個重大差異。人文知識雖然也有普遍性,區域性可能更強。淺一點說,人文學術涉及人與社群的自我了解,把台灣的法律論文、社會工作研究拿到國外發表,有多大意義?有多少人會有興趣?深一點說,儘管也有術語,人文學科主要使用日常語言,語言不只是表達意思的工具,更是社會文化訊息的載體,因此,一般而言,本社會的語言最具有揭露本社會面貌的潛力。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規定全世界的學者只能用中文來研究美國和俄國,結果會多麼地貧乏啊!

現在,讓我嘗試為台灣人文學術的評鑑提出一點改善的前景。首先,建立某種程度的量化指標是不可避免的。我主張各學科依照自己的情況,建立簡易的量化評估系統,以便外人了解其學術生態。以台灣學術界規模之小,建立像TSSCI這樣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可說是其志可嘉,但這種系統未必適合所有學科,譬如,中文、歷史、哲學學門的著作較有可能在東亞其他學術界(主要是中國大陸)被引用,甚至大量引用,這方面的訊息完全無法反映在台灣本土的資料庫。此外,我建議,大家好好思考量化評估的限制,找出比較妥當的綜合性方案。即使在自然科學,「質」也不是都能化約成「量」的。丁肇中先生曾經說,好的研究計畫,那就是第一流的專家認為好的計畫。第一流專家不見得佔最多數。《論語》記載,子貢某次問孔子,一鄉的人都喜歡的人,怎麼樣?孔子回答:很難說。子貢又問,一鄉的人都討厭的人,怎麼樣?孔子回答:也很難說。這些人都不如鄉中的好人喜歡、壞人討厭的那種人(「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兩千多年前也有人注意到了質量不可互換的道理。
(陳弱水)

對大學各種評鑑之感想

近十年來國內大學大量的設立和少子化的衝擊,造成大學聯考的錄取率節節上升,錄取名額比考生多的情況即將發生,教育部顯然不願看到這種「表示高教政策失敗」的情形,所以正想辦法實施所謂的退場機制。但為了讓退場的大學或系所心服口服(或至少口服),於是最近頻繁地對各大學實施各式各樣的評鑑,如校務評鑑、系所評鑑、通識教育評鑑、師資培育評鑑等等。在加上教育部各種另立名目的補助,如五年五百億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各種專門領域的教育改進計畫等也都需要評鑑,因此這幾年來各大學幾乎可說是一年一大評和幾個月一小評,由於事關退場與否和補助金額的多寡,各大學也只好賣力配合,不敢有所怨言。

首先就是台灣評鑑單位的五花八門,目前辦理評鑑或類似評鑑的認證單位主要有下列幾個:

一、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接受教育部的委託進行各種評鑑,重要的有九十三年度的大學校務評鑑,九十四年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評鑑,和科技大學的評鑑。

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負責五年一次的一般大學院校系所的評鑑,下轄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單獨評鑑各醫學院。

三、社團法人中華工程教育學會,主要負責各大學工程科系的認證工作。

四、管理學院的「國際高等商管機構聯盟」(AACSB)認證,目前國內有政大、交大、中山和輔仁大學的管理學院通過認證。

五、最後是教育部為特殊計畫所組成的評鑑小組,例如為五年五百億計畫或教學卓越計畫所成立的訪視評鑑小組。

這些機構之間,成員頗多重複(例如評鑑協會之理監事和和評鑑中心基金會之董監事),彼此之間評鑑或認證的結果也互相糾葛,例如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認證可以不必接受評鑑中心的評鑑,但通過評鑑中心的評鑑卻不等同於工程認證,可能這和目前評鑑中心的評鑑免費,但工程認證卻必須繳交少則十二萬多則三十三萬的認證費有關,如果評鑑中心的評鑑較難過,大家就會趨向認證,那麼這等於在幫認證拉生意,所以兩者應該彼此獨立,或許彼此可以有不同的重點,但不應牽扯在一起,況且其有效的年限也不一樣。

評鑑過程首先會看受評單位的自評報告,報告中各種指標項目的達到與否是重要的參考,但指標項目會造成一個重大的缺陷,就是學校或系所特色的模糊化。有些項目固然對所有學校都很重要,例如教師是否留有課後時間給學生,是否有教學評鑑等等,但有些項目就不見得每校都適用,教育部或評鑑單位不能因為某些項目有些學校做得不錯,就要求所有的學校依樣畫葫蘆,造成各校都做同樣的事,喪失了各自的特色。

評鑑中一個最重要的實地訪視,重頭戲是對老師和學生的面談,由於不可能每個人都談到,所以就由訪視委員以指定或抽籤方式決定面談的老師或學生,對被訪視學校而言,就存在某些操作的空間。例如被抽到的學生突然身體不舒服沒有到校,老師突然出公差等,訪視委員通常也只好接受學校或系所推薦的學生或老師。有些學校明明看起來缺點一大堆,很多有待改進,但學生問起來都是很好很滿意。如果現場訪視面談,委員當然可以看得出來,但很多是委託做事先的問卷調查,這時沒有「準備」或「事先叮嚀」的學校就會吃大虧。評鑑時委員就應該以眼見為憑,不要太相信問卷結果。

評鑑最重要得當然是評鑑委員的公正性,一般來講台灣評鑑協會和評鑑中心基金會因為右足夠的評鑑委員的選擇範圍,不會有大多的重複評鑑委員,而且事先會給受評單位有機會審視可能的評鑑委員名單,並提出迴避建議,考慮周全,也避免偏激的評鑑委員。但感覺上教育部自己組成的評鑑委員會就比較隨意,通常老是幾個熟面孔,也沒機會給學校事先提出不適當或不恰當委員的建議,因此建議教育部在評鑑和訪視委員的多樣性和代表性方面要再加一點努力。

既然有那麼多的評鑑來考察學校的辦學成果,事先的管制是否可以更加放鬆一些。例如學校認為有些科系沒有前途,想要轉型成其他領域的科系,是否可由學校自己決定,不要再事先經過教育部的審查。當然教育部可以定一些先決條件,只要條件符合,學校即可自行做決定,教育部再透過評鑑來監督學校的辦學成果。這樣給學校更多的彈性來辦學,才能適應這日益競爭的高等教育環境。
(張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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