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設大學之後

意見評論 09/01/2007

今年大學指考因一位總分十八分考生的獲得錄取,引起很大討論。
我們特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劉源俊與擔任過教育部高教司長的前台南藝術大學校長黃碧端就此事提出評論。

廣設大學之後
少子化的浪潮在八年後才會衝擊到臺灣的大學入學,然而今年大學「指考」的錄取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九十六,引起媒體高度重視。其實,今年「指考」未填志願的約一萬人與落榜的三千多人,只要有讀書意願,進入技術學院就讀當非難事。換言之,台灣在過去短短的約十年裏,已然創造了一項世界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奇蹟,那就是把大學教育變成了人人可望而可及的「國民教育」。
長此以往,下面的發展趨勢當不可避免:一、大學易入易畢,大學生程度低落而不用功。二、大學生來源更加地域化。三、大學教材淺化,課程重新檢討;理科的教授可能需要面臨不會通分的學生,文科的教授需要面臨看不懂英文的學生。換言之,要有把大學生當過去中學生的心理準備。四、大學生的心理適應問題有增無減。五、從投資觀點看,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所得不敷所費成本。六、留學結構產生重大變化:大學畢業生缺乏自信而不敢出國留學,但另方面則許多關心教育的父母親早早將孩子送到國外或大陸去做「小留學生」。七、臺灣總體的競爭力減弱。

又,臺灣近年不只「廣設大學」,還廣設「研究型大學」,侈言「追求卓越」。環看全世界,大學共幾萬所,其中公認「頂尖大學」的約二十所,可稱「卓越大學」的約兩百所,優秀大學約兩千所,普通大學約兩萬所,其他則是「野雞大學」。以臺灣的幅員與能耐,頂多能支持兩所大學成「卓越大學」(例如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大學」,筆者一向主張中央研究院改制大學,到世界上去爭排名),然而卻常見當局把「卓越」兩字當口頭禪。臺灣碩士級教育的普及恐怕也是世界獨步的。無一技之長的大學畢業生既然就業不易,進研究所進修當是自然的途徑。

反省過去幾年,臺灣在高教領域失策之處大致有下列:一、在教育改革的大帽子下,完全不顧人口因素與經濟因素。二、錯把教育問題當經濟問題來處理,因而有所謂「鬆綁」及「競爭」等的思維。三、高教司與技職司各行其是,上層缺乏統籌。四、將增加大學生的數目與增加大學數目混為一談,弄得未來難以下場。五、未認識終身教育強調「斷續求學」的旨意,而推動「接續升學」的「國民大學教育」。六、不思鼓勵各校發展優秀的特色研究,卻鼓勵各校都「追求卓越」。教育部長更換頻繁,政策不連貫,更使問題變得複雜。

總的而言,近年高教政策的後果可用兩句話來形容:『雖欲愛之,其實害之,教出無數沒用的學子;追求卓越,手法拙劣,浪費許多可惜的資源。』,『學廣設更濫,教育成為政治祭品;生不學皆大,台灣創造世界奇蹟。』

如今覆水難收,許多學校面臨倒閉的命運,當局也在思考「退場機制」。筆者向來主張,適時將近年設立的那些地方性的國立大學,改為縣(市)立的(社區)大學,避免國庫將來不堪負荷。至於那些新興的私立大學,許多校舍宏偉,也各有特色辦學理念,停辦實在可惜。我們或需改變觀念,把高等教育也當成一項能「輸出」的產業,向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招手。

澳洲就是這樣做的,但是他們有英語教學的優勢,臺灣總還是維持以中文教學為主。臺灣要走輸出高教的路,需要在三個方向努力,以創造先決條件:一、放棄閉關的思維,拋開政治,以經濟與文化實力與全世界交往。二、積極塑造臺灣的特色,成為一個接和傳統中華與現代西方文化的模範地區。三、彙集各方力量,在合適地點建設大學生宿舍園區,提供學子們良好的住宿環境。

時不我予,能不警惕乎?
(劉源俊)

暴增的大學與大學生

八十六年的十月我被當時的吳京部長「徵召」到教育部擔任高教司司長。那個時間點,距離李遠哲院長主持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整整四年;委員會的總諮議報告書也在當年年初已經出爐。報告書對高等教育的建議居於頭兩項的,分別是
(1)強化高等教育的市場機能:公立大專校院目前暫停增設,新設立者逐年擴充至適當之規模。高等教育量的擴充,應以運用民間資源為主。對私立學校的設立,考慮由「核定制」改為「報備制」。經評鑑「認可」後承認其學籍。
(2)擴大民間資源投入高等教育:引導學校重視募款工作及建教合作。提高私人對學校捐款之誘因,並協助私立學校土地之取得。

這些建議,理念上並沒有錯,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為平均每科十八分的成績就有大學可念,而大學錄取率也實際突破百分之百,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時,它的根由,當時已經種下。

關鍵在於,關門多年的私立大學增設政策自此解禁,並且把門檻訂在「報備」而非「核定」;等於說,對想設新大學的私人,這個諮議書的建議是不設置什麼審查上的阻礙。當然,沒有阻礙不表示沒有困難,在台灣,最明顯的困難絕對是土地,但諮議書上也已明白建議要「協助私立學校土地之取得」,這點若做到,想「興學」的人就一無難題了。

不過,仔細的人會注意到,前述短短的兩項建議其實也包含了重要的條件:其一是「新設立者逐年擴充至適當之規模」,其二是要「經評鑑認可」後方「承認其學籍」。問題是,第一,什麼是「適當之規模」?第二,大學評鑑制度還全無基礎,但私校增設已先大門敞開;所有通過設立的都是教育部所背書的大學,如何可能「不承認其學籍」?

我到任伊始,同仁給我作簡報,我才發現,當時已通過籌設的私立大學校院已有二十幾所,排隊中等審查的還有二十幾所!沒有一條法源能「不承認」這些已設或將設的大學學生的「學籍」。申請中的每個案子申請書都洋洋灑灑萬事俱備,想過不了都不可能。最困難的不是土地嗎?怎麼解決的?原來,在前一年,經濟部已經配合政策訂出了私人興學可以向台糖公司租地的辦法。台糖是台灣最大的地主,租金又極低。有心教育的人是因此得到方便。但可以想見,廣大的土地周邊利益對更多未必著眼於教育的人,必然構成重要誘因。申請案來如潮水,我肩上的擔子,其實不是怎樣執行政策而且怎樣使政策不會變成脫韁野馬!

當時,許多不利於新大學遠景的因素已經浮現:人口出生率已多年下滑;政府正在爭取的WTO會籍,一旦過關,國際教育競爭就會更激烈;而不管政府承不承認大陸學歷,要到中國大陸去念大學的人也都必然有增無減;……所有這些因素,都在預告日後國內大學經營的困難!我把這些情況跟來投件的人一一說明,又要同仁把相關統計、大學分佈圖、國際趨勢等做成書面資料,提供來者細讀。但大多數申請者都「打死不退」。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在明明等於「報備制」的政策下,努力在審查過程中讓它們多一點「核定」意義的過濾。這是高教司所轄校院的情況,至於技職司,面對的情況並無二致,可能因為門檻必須訂得更低,而管控更難。

近二十 年來,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政策都在往美國的方向靠攏,也就是從菁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這近於是無可逆轉的趨勢。問題是,美國把接受高等教育當公民權已有百年以上歷史,但它的大學淨在學率(十八至二十一歲大學生人數和同年齡層人口數百分比)也不過百分之四十出頭:在常態社會,大學人人可念,不表示人人要念、適合念。以當時已經呈現的的私校開放理念,加上我們根深柢固的升學主義,總諮議報告書上的建議,預告的就是大學的急速擴充,剩下唯一的迴旋處,大概就是十分模糊的「擴充至適當之規模」的條件了。因此,如果定出一個合理的大學淨在學率上限,且能付諸實施,也許是解決之道。

我當了兩個多月高教司長,還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吳京部長便因承認大陸學歷的導火線,在聲望巔峰狀態下意外去職。接任的是林清江部長。林部長嫻熟高教業務,我跟他談到大學數量將會一路暴增的問題時,林部長立刻把研擬一個合理的大學淨在學率目標的工作交給我。當時全世界淨在學率最高的是加拿大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台灣約百分之三十二。我設定的理想是增到百分之三十七到三十八之間喊停。林部長也很認同。這個目標,其實也表示當時就是關門時機,應該不再接受新案。但是未幾林部長發現罹患腦瘤,隔年去世。這時國內的整個政治社會也急速變動,很多需要理性認知的行政措施都漸難推動。每一個爭取設校的案子背後都站著一個或一堆民意代表,不僅新案如此,老學校爭取資源增設新系所、甚至新校區,亦是有增無已。大學在學率事實上是多管道在突增。我們在許多地方必須堅持原則,但甚至有學校因而到報上登頭版廣告攻擊司裡和我個人。我得感謝當時上自部、次長,下至我的司內同仁,都有高度共識,給予我充分支持。八十八年,我開始提出大學總量管制的構想,以設定品質管制的指標作為總量依據,品質未達即不能要求增設系所或增收學生,我的極為能幹負責的副司長陳德華立刻規劃出執行方案,力挽狂瀾。

八十九年春天,我意外被當時的台南藝術學院遴選為校長,告別了高教司的工作。我知道我的舊日同仁仍持續努力在「適當規模」、「總量管制」的理想下辛苦面對各類情況以及壓力,但無可諱言,非專業的干擾有增無已。今天,台灣的大學淨在學率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遠遠超過我當時所設定的百分之三十七到三十八。這個數字是不是當年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所期望的,我不知道,但十八分的總成績就可進大學,卻是當時所作建議的必然結果。我回想自己所參與過的這一小段高教施政過程,一方面有無力回天的感慨,一方面也設想,說不定經過這一番「大學生」形象的澈底顛覆,台灣的教育有望早一點解除升學主義的緊箍咒,那也就算得到一點代價了。
(黃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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