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教育的新社會契約

意見評論 07/01/2007

近代國家的教育,不同於以往的私塾書院,帶有一種社會契約的性質。旁的不說,光看學校頒授證書在社會上的代表意義,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如以這個角度來看,教育應該有什麼樣一種社會契約,便很值得討論。

對於基礎的公民養成教育,眼前已有許多爭議,這反映了公民對國家認同的一種選擇,顯現著政治立場上的強烈主觀性。

除了這些主觀認同的範疇之外,近代國家的教育,仍有一些能夠客觀討論的價值觀,可以用一種新的社會契約來塑成,這應該由知識的內涵和成就的標準來作一衡度。

近代國家介入教育的明顯的作為,應該以二次大戰後國家對科學的大力投資為最,這種投資的著眼,既是以科學所能給國家帶來的功利效果入手,自然也就對於整個國家人才培育的教育理念,造成深刻的影響。

二次大戰後因科學知識發展而影響的教育思維改變,明顯表現在高等教育的知識內涵之上,隨著近代科學知識分殊發展的趨勢,高等教育的知識內涵,也起了大改變,除了較引起注意的人文和科學知識的鴻溝,還有就是在科學知識的本身內涵,也發生了隔行如隔山的對話困境。

這種現象在目前世界的大學中還在發展,譬如歐洲近年一些大學的化學和物理系,便因為招收學生的困難,而被迫關閉。學校紛紛改設立更具市場應用性的學系來吸引學生。

這種現象在近年大學快速增長的台灣,亦多所存在,特別是許多新成立或升格的大學,為了爭取更多學生的青睞,紛紛設立聽起來出路響亮的學系,而隨著未來學生人數下降,學校競逐學生的日益激烈,情況還會更形惡化。

事實上,這些追趕時髦的學系發展,終究可能因市場需求的改變,而由熱門變為冷門,而這種應景式的知識訓練,使得大學可能愈益類同於補習班,成為一個純粹的職業訓練所。

其實莫說是這些最危殆的教育層面,就是世界上菁英取向的高等教育,也意識到近代知識分殊發展走向,已造成知識的「殘缺式專精」。最近如美國哈佛大學等菁英學府,也為都因警覺這種知識窄化的教育危機,進行大規模的課程改革,而使人特別注意到的,是改革中加入了宗教和道德的人文課程,揚棄過去那種純粹專業知識的導向。

上一期的《知識通訊評論》中介紹了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進行的教育改革,主要也是想打破過去專業知識分殊和窄化的問題,揚棄過去以科系為基礎的模式,改成問題導向的跨學門研究中心。雖然因為受到目前制式教育和學術體系訓練制約,學院中人對於進行跨學門的研究,多有無所適從之感,但這種改革背後反映出的,一種知識整體意義的哲學思維,則是值得注意的。

二戰後科學造成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消退之後,近年隨著更多的來自人文和其他知識範疇的挑戰,已經使得一些科學家提出「科學的新社會契約」的概念,認為科學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進步思維,應該由過去那種指導的啟蒙地位上走下來,在社會需求中重新找到科學的新定位。

在這個近代知識,特別是科學知識的發展潮流中,教育同樣也面對一個和社會訂立新契約的挑戰。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除同樣面對近代知識分殊的問題,還要承受一種異質文化而來的知識疏離,更造成我們教育體系文化和社會的脫節狀況。而高等教育對社會需求回應的不敏銳,引來社會企業界負責人向大學校長的投書,也在在證明過去高等教育,因為過度沉浸於制式體制教育中,已漸成一個喪失常民知識活力的封建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由於既得利益成員掌握資源並設定某種成就標準,也影響社會弱勢族群由教育中得益的均等機會。因著教育在近代國家的社會意義,也因為教育有著回應它由社會取得資源的一種責任,現在是教育和社會訂立新契約的時候了。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五十七期】200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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