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光環的社會責任

專題報導 06/01/2007


你一旦贏得了諾貝爾獎,就會變得炙手可熱。許多事會找上門來,要你的簽名背書。到底諾貝爾獎得主的社會責任為何?其分際又何在?

半個世紀前,化學家鮑林 (Linus Pauling) 帶頭進行科學史上最龐大的請願活動之一。一萬一千多名科學家,包括三十六位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呼籲永久廢除核子武器。這項請願活動促成國際間第一次核武限制,也就是「部分禁止核試爆條約」。在一九六三年的同一天,這項條約正式產生效力,挪威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鮑林將在一九五四年獲頒諾貝爾化學獎之後,再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由諾貝爾獎得主加持的請願活動,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的慣用工具。各種請願內容五花八門,舉凡要求釋放不當監禁的犯人,修訂藥事法律,妥善分配研究資金,控制核武擴散等等,只要有個諾貝爾獎得主在請願書上簽個名,幾乎就保證請願會受到額外關注,上報紙頭條也不足為奇。

光是去年一整年,有諾貝爾獎得主簽名支持的請願活動,就有要求網路上免費取得公眾資金支持的學術研究,印度同性戀除罪化,提高美國最低工資率,批評布希政府讓科學政治化,以及限制美國總統對未擁有核武的國家,發動核武攻擊的權力。五月中的時候,三十五名諾貝爾獎得主齊聚約旦,參與第三次的佩特拉大會 (Petra conference) ,討論世界的重大議題,最後決議開始一項一千萬美元的計畫,來支持中東的科學計畫。

隨著這樣強而有力科學請願活動的日漸盛行,收集簽名這件事也自成一格。首創先例的是位於美國麻州劍橋的「科學家關懷社會聯盟」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它在一九九二年針對環境議題,所發表的「全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示」,就有將近半數還活著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簽名支持。五年後,又有一百一十多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支持該團體呼籲對全球暖化採取行動。

政治人物也經常請來諾貝爾獎得主(或起碼爭取到他們的簽名),來為自己的訴求背書。克林頓在一九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有七位諾貝爾獎得主為其預算計畫背書,他的共和黨對手杜爾則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小布希在二○○四年總統大選時,想要攻擊民主黨提名的參選人凱瑞的租稅計畫,但是他只得到六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凱瑞卻有十位。

講到這裡,諾貝爾獎得主的根本問題就浮現了:解出物質內在作用之謎,你就變成了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在請願書上簽名,你卻變成了一個數字。獲頒一九八二年諾貝爾化學獎,現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霍夫曼 (Roald Hoffmann) 說,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在被問到能否借用他的大名時,他就變成了某種商品,這使得諾貝爾獎得主失去了分際。他們當真想知道你對這事的看法,還是只想要用上你的名字?

隨著諾貝爾獎得主簽名支持的請願日益增加,其價值卻隨著遞減。獲頒二○○三年諾貝爾化學獎,現任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科技副院長的阿格瑞 (Peter Agre) 說,你簽名簽得愈多,公信力就愈低。阿格瑞自己在獲頒諾貝爾獎之後,就簽名反對將智慧創生論納入科學課程裡,為一名被控不當處理致命生化藥劑的感染疾病專家請願,還跟其他四十七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支持凱瑞競選美國總統。

英雄所見略同

所以這些聲名大噪,請願書如雪片般飛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該如何從中選擇值得他花費時間、出借大名的活動呢?阿格瑞的方法是看看誰已經簽名了,如果他在請願書上看到其他值得敬重的人物名字,那麼他也就會放手簽下去。

獲頒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物理獎,在美國哈佛大學跟亞利桑納大學都有名譽教席的布隆姆博根 (Bicholaas Bloembergen) 說,他每年會收到半打請願書要他簽名,而他大約只會簽一份,善盡物理學家對科學議題提出針砭,以及博學多聞的社會公民對社會議題關切的責任。比方說他跟其他四十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抗議美國進行伊拉克戰爭;又在二○○一年參與百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警告,世界安全繫於環境與社會改革的活動。

服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頒一九八七年諾貝爾經濟獎的梭羅 (Robert Solow) ,儘量只在經濟議題上發表意見,簽名的請願書還不到他收到的一半。梭羅表示真正麻煩的地方,在於通常他們會拿一份別人寫的宣言要你簽名;如果寫的跟他想的不符合,他就會認為沒有背書的必要,而如果他大致同意其內容,卻對小地方有些意見,他就會自問這些小地方是否真的微不足道,足以讓他忽略。

天堂之路

不過也有讓梭羅幾乎毫不猶豫就簽下去的請願內容,比方說「世界和平」之類的。他說雖然那不關他的專業,不過他讀過一遍之後通常就會簽下去,想說死後到了天堂之門,聖彼得應該不會因為他擁護和平,就不給他進天堂吧!

獲頒二○○四年諾貝爾化學獎,現在以色列羅絲與布魯斯拉帕波特醫學院的希恰諾佛 (Aaron Ciechanover) ,經常有人要他簽這個簽那個的,內容還跟他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一下子要以色列總理跟敘利亞以及哈瑪斯展開對談,一下子又是呼籲蘇丹政府停止在達佛區的大屠殺。希恰諾佛表示,他不認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光環,會讓他在這些事情上頭,有比別人更高明的意見;不過他會根據自己的原則與良心,針對他認為重要的議題表示意見,也許到最後會有點貢獻吧。

不過儘管諾貝爾獎得主夙負盛名,在社會改革上似乎卻使不上什麼力。普利茲獎得主,同時也是位於紐約市的非黨派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名譽主席的紐約時報記者蓋伯 (Leslie Gelb) ,就說他四十年來看過各式請願活動來來去去,卻沒看過決策者當真因此改變心意的。他經常詢問掌權者是否有看到報紙上全版的請願廣告,十之八九都回答他沒看到。

也許這也不全是壞事。梭羅說,得獎前跟得獎後最大的差別,就是你再也不能說些笨到任何報章雜誌都不會刊登的意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史提格勒 (George Stigler),也在一九七○年的時候告訴他的學生說,沒有什麼請願活動的內容,會蠢到連幾個諾貝爾獎得主的簽名也要不到,十二年後,他自己贏得了諾貝爾獎。

即使是有上好意圖的請願活動,也可能會令簽名支持的人大失所望。比方說一九九二年的「對全人類的警示」吧,內容包羅萬象,包括臭氧層耗盡、水污染、漁獲量減低、土壤退化、雨林遭到摧毀、物種滅絕、人口過剩、以及貧窮問題等議題;聯合國在同年稍早時,還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舉辦地球高峰會,大加討論這些議題的對應措施,然而大多數的報紙對此卻僅僅一筆帶過。加拿大生物學家鈴木 (David Suzuki) 表示,「對全人類的警示」精心撰寫,擲地有聲,卻完全遭到忽略,對他來說這不啻一項驚人的警鐘,提醒他科學家在這個社會裡,是如何遭到媒體的邊緣化。蓋伯則認為諾貝爾獎得主事事插嘴,反而稀釋了他們訴求的力道。

話雖如此,接受訪問的諾貝爾獎得主,仍然認為他們的表態支持有其價值。獲頒一九七七年諾貝爾物理獎,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德森 (Philip Anderson) 說,人們喜歡把電影明星跟運動明星的名字放在請願書上,難道他們就一定比其他人更瞭解關於飢荒之類的議題嗎?

對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來說,保持緘默的後果嚴重到難以漠視。一九八五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現任德國馬克斯蒲朗克固態物理研究所所長的德國物理學家馮克利辛 (Klaus von Klitzing) 表示,絕大多數的諾貝爾獎得主都很願意運用所謂的「羞愧心理」,告訴社會大眾哪些事情不應視為理所當然。

歷史重演

獲頒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化學獎的赫許巴哈 (Dudley Herschbach) 勇於任事,他將這種積極行為視為可上溯富蘭克林的美國傳統。赫許巴哈現在是華盛頓特區「適宜居住世界協會」 (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 的董事,這個會採取政治行動的團體是由物理學家席拉 (Leó Szilárd) 創建。席拉率先想出會有核子的連鎖反應,也是曼哈頓計畫的領導者,卻無法阻止杜魯門總統把原子彈丟到日本人頭上。

赫許巴哈目前擔心的是,前蘇聯境內大約一千頓的核武級濃縮鈾,可能會落入恐怖份子之手。他說碰到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你都得想點辦法,盡其所能得到些許注意。不過他也知道諾貝爾獎得主也有伸手不及之處,雖然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地位崇高,但許多人卻是在他被畫進「辛普森家庭」的電視卡通後,才開始注意到他。

「無論如何你都得想點辦法,盡其所能得到些許注意。」 —- 赫許巴哈

也許這就是民主的特徵: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影響力也不見得比其他人更大。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布查南 (James Buchanan) 就說,一人一票,事情就是這樣。他當然體會很深,誰叫他自己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呢!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五十六期】200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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